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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讲师褚彤回首一年半的铁窗生涯，兼谈滕春燕的所谓“转化”
【明慧网2001年11月28日】看了明慧网11月20日文章《有感于今日中央电视台有关滕春燕的报导》，文中最后问道：“滕春燕从2000年5月由香港经深圳罗湖口岸入关时被公安机关逮捕的，到今天为止已经一年半了，今天才出来在电视上接受采访，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围绕狱中的滕春燕，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想结合自己的经历来谈一谈这个问题。 我叫褚彤，是清华大学微电子所讲师，清华硕士。我从1995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使我和我的全家身心受益，道德升华。99年10月27日，在上访无门的情况下，为了表达法轮大法是正法的心声，为了向政府进一句忠言，我和其他十几位大法弟子在天安门城楼展开了大法横幅，因此被非法拘捕，后以所谓的“非法示威罪”被非法判刑一年零六个月(注：江泽民集团的所谓示威法实际是违宪的不准示威法)。 （一）看守所的日子 我们先被非法关押于北京市东城看守所，99年12月4日被非法逮捕后转入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七处是关大案要案嫌疑人的地方，在押人员刑期较长，死缓、死刑犯人都带手铐、脚镣，定期执行死刑，所以气氛比较压抑。在七处看守所里，管教为了压制大法弟子炼功，采取株连的手段，即如果我们炼功，号里所有的犯人都跟着受罚。508室的大法弟子炼功后，全号的人被罚坐板，不能自由活动；514室的大法弟子带进一本经文，被管教发现后，全号人的食品、被褥被扔出监室，大冬天大家只好睡光板。但即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大法弟子们正的言行，大善大忍的胸怀和处处为别人考虑的高尚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带罪的常人，纷纷学法学功，有的整号人学背李老师的《洪吟》，有的犯人因为炼功绝食、戴背铐，看守所的风气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时的我根本没把艰苦的生活放在心上，最让我难过的是无法看书学法，我每天把自己记得的经文从头到尾背一遍，对照自己的言行，看哪里做得不好。一天中午，想到不知再过多长时间才能再次看到师父的《转法轮》，我从梦中哭醒，被头湿了一大片。看守所的生活不但没有动摇我们的意志，大家修炼提高后，又看到了法的威力在人间最黑暗的角落的展现，更加坚定了对大法的正信。 （二）女监杂记 被非法判刑之后，2000年3月17日，我被非法关押到北京市女子监狱，开始了一年多的监狱生活。监狱里比看守所要黑暗、压抑、封闭得多。这里的犯人很多刑期很长，长时间压抑、封闭、单调的生活使她们性格、心理、精神都扭曲了，观念非常败坏。监狱里的风气很不好，各种脏字、下流话盛行。狱警大多学历都不是很高，有些大专学历的，因为是警校毕业，学的多是练队、内务等内容，比社会上同等学历的人在学识方面要差很多。加上工作的环境狭窄，和社会脱节较厉害，思想也比较单调和僵化。有的狱警甚至直接跟我说：“我们是国家机器。”服从命令的意识在她们脑子里很强，独立思考较少。 监狱里最大的弊病是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而且政治色彩很浓，风气不正。虽然经常在犯人中开展各种教育、活动，但其实都是做做样子，应付上级检查，犯人们说谎话说惯了，写起思想汇报一套一套的，完了该干嘛干嘛。不但改造不了坏人，好人到了这里都学坏了。监狱管理采取株连政策，谁要违反了规定，一个组或一个班一起受罚，用激起众怒的手段强制被关押者服从管理。 当时女子监狱有三个分监区，三百来个犯人。一分监区是病犯区，二分监区是经济犯区，三分监区是暴力犯区。当时共有6个法轮功学员，二、三分监区各3个，我在三分监区，和我一起的是雷小亭和李小妹。我们周围的犯人大多是杀人或伤害罪，刑期很长。不少是无期或死缓。 在我们去之前，监狱已经事先用诽谤大法的宣传录像给狱警和犯人都洗了脑，让她们视法轮功如洪水猛兽，以为大法弟子都是反政府或精神病一类的极端份子。所以我们刚到监狱时，环境非常恶劣。 监狱的管理是分等级的，分为严管、普管、一级宽管、二级宽管等，各个等级的自由度不同。我们属于严管中的严管，平时有一个“包夹”（刑事犯）时刻跟着我们，监视我们的一言一行，连上厕所、水房都跟着，每天写一份情况汇报。我们的床位在正对监视器的位置，班组长、杂务（负责维持秩序的犯人）也盯着我们，其他犯人因为从未见过法轮功，也好奇地观察着我们。我们处在前所未有的非自由状态，毫无人权、隐私可言，一举一动都在被监视之中。一般人根本受不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就会使你喘不过气来。 一方面，大家在宣传中看到的所谓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反对政府、自杀、杀人、精神病等异端分子，另一方面，我们又是监狱里从未见过的高学历、高素质人才（我是清华讲师，雷小婷是北大英语系硕士、北京商学院教师）。所有人都紧张而好奇地关注着我们。 首先是各级领导、气功师、心理医生轮流找我们谈话，试图让我们放弃信仰。同时狱警为了怕我们炼功，让我们每天在筒道里坐到12点或2点，以为疲倦了就没有力气炼功了。有一天，我因为不答应当晚不炼功，被罚在筒道里坐了一夜。监狱拿来各种诽谤大法的材料给我们洗脑，让我们写体会和认识，妄图改变我们的正信。我就实事求是地写我修炼的体会，大法怎样改变了自私自利的我，使我身体健康、道德升华，做事考虑别人，与人为善。监狱领导和队长（狱警）看完我们的修炼体会，也觉得如此的话改变我们的信仰没有任何理由，况且一个人脑子里的东西怎么改变呢？又不能“抠出来”，便暂时作罢了。只要求我们不要炼功，遵守监狱的各项规定，就让我们和其他刑事犯一起劳动了，但管理上要严格得多，包夹仍旧每天写汇报。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也不让各色人等来给我们洗脑了。 坚定和动摇正信的斗争一直在进行着，看硬的不行，监狱就来软的了。监狱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劳动，分为两类，一类是去车间做囚服，一类是留在监室干些手工杂活。当时女监正组建宣传队，因为我年轻，又有文艺工作的经历，主管宣传队的干事就来让我参加。我想证明我们是好人，不反对政府，又想在宣传队自由些，接触的人也多些，能有机会讲清真象，就同意参加了，但表明与大法修炼矛盾的节目我决不参加。 一般犯人入监三个月后都要写一个“认罪悔罪书”，然后就可以享受减刑、亲情电话等待遇了。当然这种“认罪”完全是走形式，许多人并没有从心里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只是“认倒霉”罢了，私下聊天时听不出悔改之意。然而因为我们坚信大法是正法，修炼无罪，自然不认什么罪，也就没有相应的待遇。 之后是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我们在日常的劳动、生活、待人接物中体现出来的大公无私、吃苦在前、处处为别人着想、工作认真、积极肯干的精神是有目共睹的。队长们私下里说：“法轮功没什么不好的呀，无论从生活、劳动、文明礼貌各方面都做得挺好，有些标准我们都做不到。”有的犯人说：“现在的人，都很坏了，非常自私。只有从法轮功身上，还能看到道德的约束。”还有的队长说：“我原来以为炼功人和我们普通人格格不入，没想到和你们相处挺容易的。”大家都说法轮功学员爱笑，不管遇到多大的事情，别人对我们怎么发火或不好，我们都一笑了之，什么时候见着我们都是乐呵呵的。在监狱那样压抑的环境下，犯人之间的各种矛盾摩擦更是层出不穷，可我们除了炼功，从未因为其它事情和别人发生过矛盾。 虽然艰难，但周围人对我们的看法和态度在一点点转变。我牢记师父在《道中》一诗中所讲的：“心不在焉━━与世无争。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对于这个极其复杂的环境中的勾心斗角、矛盾纷争、不良表现，不理不睬，也从不介入其中，就按照师父和大法的要求，修自己的心性，努力做得更好。时间长了，大家的认识都转变过来了，明白大法教人向善，大法弟子都是按照“真、善、忍”标准去做的好人。 监狱封闭了有关正法进程的一切消息，用各种谎言来动摇我们的正信。4月份，监管局的一个大官同我谈话，说：“外面的法轮功都不炼了，没有人出去活动了，少数像你这样的顽固分子也都被关起来了。”我没有正面回答，只给他讲大法使我的家人受益了。后来6月初家人来接见时我得知，4月25日，我爱人和其他功友去天安门证实法，7月21日，更多的大法弟子走了出来，报纸整版登载。 由于长时间不炼功，体检时我的肺部又出现了阴影。我炼功之前有肺结核，炼功后就好了，历次检查──无论是单位体检、生孩子、看守所甚至刚到监狱时都没有问题。这件事充份说明了炼功的健身作用和被剥夺炼功权利给修炼者身体造成的伤害。 8月份，监狱里又开展了“文明礼貌月”活动，本来类似的活动只是走走形式，上级来检查时做做样子。但由于我们一来监狱就同队长提过犯人说话带脏字的问题（这在监规中是明令禁止的），平时我们的身体力行也使犯人们看到了讲文明的好处，所以法轮功学员所在的班在一个月之内基本杜绝了脏字现象，大家说话都开始注意了。 几个月的生活使监狱领导和干警对法轮功有了充份的了解。我们纷纷给监狱和监管局领导写信，说明大法教人向善、炼功有益身心，要求允许我们学法、炼功。而且这几个月来，我们几个法轮功见面不让说话，严重地违反了人权，我们要求允许我们正常的交流。但领导们迟迟未给我们任何答复。10月中旬，为了引起监狱领导对我们要求的重视，我们三人炼了一次功。这一下监狱里大动干戈，为了惩罚我们，让全班犯人都晚睡觉，白天照常劳动，犯人们怨声载道，有的手都被机针扎了，对“政府”是敢怒不敢言，只好求我们为了她们不炼动作了。我们妥协了，答应监狱暂时不炼功，但强烈要求见监狱领导，可监狱领导一直没有露面。 从那以后监狱对我们的管理更严了，包夹人增加到4个，白天夜里轮流值班，平时更是剥夺了我们一切互相见面的机会，无论谁去水房或厕所，其他人就不能同时去。所有下楼活动的机会（出操、打水）都被取消了。11月份，又有新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到女监，为了抗议政府的残酷迫害，刘淑霞一到监狱就绝食，并且拒绝穿囚服。狱警就利用犯人整她、孤立她，谁和她说话马上受到队长的批评，两周一次的去澡堂洗澡也不让她去，用这种方式迫使她穿囚服和吃饭，这就是监狱所谓的“政治思想工作”。 当时，外面大法弟子讲清真象的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可我们得不到一点消息。监狱害怕我们受鼓舞，对大法的消息封闭得更严了。自从到监狱以来，我们一直是单独接见家属，每次好几个队长在边上看着、听着，头一次接见时狱政科的科长甚至在兜里揣了个小录音机录音。前几个月的接见还是面对面，后来就改成隔着玻璃窗打电话，里外各站一个队长，还有人通过电子系统监视监听。因为不认“罪”，我们也享受不了每人都有的“亲情电话”待遇，而且待遇也一直是最低的。监狱用有形无形的压力迫害着我们，呈现着“善无善报”的假象。但我们一直坚守着心中的正信和正念，努力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着自己。 2000年年底，我和雷小亭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给犯人们开了计算机和英语课，在犯人中掀起了一个学习热潮，使监区的风气大大改善。犯人们都尊敬地称我们为“老师”，无论是学习还是做人、处世，经常徵求我们的意见，希望做得更好。而监管局因为怕我和雷小亭见面，不许我们互相听课，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怕什么，两个性情温和的重重监管之下的女孩，说两句家常话，能翻了天还是覆了地？同时，女子监狱由于对大法弟子的所谓“转化率”为0，受到他们上级的威胁。 我从未见过一个地方象中国的监狱那样堂而皇之地虚伪。口口声声地讲“政治”，讲“树立高尚人格”、“自尊、自爱、自强”，同时把犯人们管得没有一点人权。犯人们私底下常说：“别忘了咱们是犬尤旁的（意即不是人）。”每次上级来检查之前，大家都要停下生产准备一番，一个内务卫生──叠被子一个月内能换三种花样。2000年年底，媒体突然对女监感兴趣起来，不少记者去采访监狱生活。同时，监狱的伙食大大改善，鸡、肉、水果、米饭……犯人们底下开着玩笑：“接见时可别跟家里说生活这么好，他们该不管我们了。”大家还以为是年底节余，不把钱花完新的一年要作废所以改善伙食。结果下一次接见，还没等犯人们说话，家属们先说了：“听说你们生活不错嘛……”原来，电视里已经播出了。等记者们一走，马上伙食又恢复了原样。 2001年元旦过后，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又加大了攻势，各种歪曲大法的假新闻纷纷出台。随着新的法轮功学员的到来，女监也加大了对我们的迫害。我们被拉出去练队，被强迫看攻击大法的录像，被犯人们围攻至深夜。监狱要求每个干警和犯人都写“不练功”的保证，有的犯人私下说：“我们连法轮功是什么都不知道，又在这里面，写什么保证啊？”足见其形式主义。有一个犯人在看守所时接触了很多大法弟子，也看过法，知道大法好，不肯写诋毁大法的“保证”，狱警就罚她站着，全班陪着不能睡觉。还有一个犯人做过李小妹的包夹人，通过和她的接触了解了大法好，大法弟子都是好人，也不肯写保证，被狱警罚在筒道里站着。 一月份最冷的一天，我们班的三个班组长、我的包夹和几个犯人陪我一起练队，其中有60岁的老人，有严重高血压患者。我们在前面跑，狱警们在后面发布各种命令，一边窃笑。屈辱感使几个犯人流下泪来，也有的眼里含着泪花，只有我一直面带微笑──我觉得很荒唐，跑步怎么能改变一个人的信仰呢？一个狱警发现了，把我叫到队前给大家示范，让其他人看我的表情。我一直笑着，无论她怎样折腾我，做得到我就做，做不到我就说“不行，做不了”。我们班的人见我笑，也轻松起来，纷纷喊报告说“不行了”，到边上休息去了。狱警又专门练我，一会儿快跑，一会儿慢跑，一边用话挖苦我，始终征服不了我的笑容，也就作罢了，让我们回班去了。那几个犯人都给冻病了，班里的其他人也一直在班里提着心等我们，60岁的老太太一边抹眼泪一边讲队长们怎么在边上笑，我听了，说：“队长怎么能这样？冻坏这么多人，我去找中队汇报。”被班长给拦住了。共同的生活，使我和犯人们之间建立了感情，我常觉得她们很苦，尽我的力帮她们，给她们讲善恶有报和各种做人的道理。她们也知道法轮功说真话、敢为大家说话。 春节过后，江泽民、罗干一手炮制的“焚人”惨案伴随全国范围的强制转化、表态、签名、“揭批”开始了。监狱里停了犯人的业余活动，每天全班围攻法轮功学员至深夜，有的白天也停工了，包夹法轮功的犯人可以免除劳动，如果“转化”成功，还可以得奖减刑，用这种方式来逼迫大法弟子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挣分减刑是犯人们的精神支柱，这样一来，犯人们当然把怨气都发泄在我们身上。上级规定不放弃信仰到期也不释放，队长们多次暗示我可能加期。雷小亭被调到二分监区，2001年2月，我被转到少管所。 （三）所谓的“转化” 去少管所的路上，送我的队长告诉我少管所8个法轮功学员都“转化”了。我觉得不可思议，无论是谁，一朝得闻佛法，真正修炼、受益过，不可能不知道法轮大法好。那种发自内心的觉醒与净化是人世的任何东西都做不到的，虽然在残酷的迫害下会有人说违心话，但有谁会真正改变呢？ 后来得知，“转化”之前，虞培玲6天6夜不让睡觉；杨凤霞被犯人们搬着脚，强迫往师父的法像上踩，所长金花还准备杨凤霞再不转化，就找精神病院的大夫来摧残她；李红雁因为炼功被戴上头盔、束带；穆春艳被班里的犯人围攻到早上3、4点钟；还有一个60岁的老太太写了所谓的转化书后想反悔，全班跟着一起罚站。反正是一天不放弃真善忍，就一天没有好日子过。也不让家里人接见。强大的压力下大家都没有转变，于是被集中到九分监区，队长们改用一种伪善的方式欺骗学员。 我当时觉得，跟一帮人中的渣子、败类没有什么话好讲了，她们懂什么呢？为了一点利益，政府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与“行尸走肉”有何区别呢？本来通过和我们的接触，很多狱警和犯人都已经明白大法的真象，可“自焚事件”之后，又有许多人被蒙蔽了。我心里明白，但说不清楚，有点消极和无可奈何。我的刑期也不长了，儿子还小，一时觉得在那种环境中被迫害下去毫无意义。在这种暂时的思想波动中，我给自己找了个台阶，接受了她们的欺骗。 “转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本想玩玩文字游戏，出去就完了（当时离我的刑期到期还有2个月）。可是不行，“认罪”之后要“揭批”，为了检验我们是否真的“转化”了，请了一批批社会人士来考查“转化”成果，还要表演节目、上电视、转化别人、揭发检举……那时我所有的努力都变成了伪装自己，不让别人看出我心里还相信大法，以阻止对我们的进一步洗脑和迫害，能守住心中的信仰。每天，我仍在心中默背师父的经文，看自己是否还记得。 因为我的刑期马上就要到了，为了表示政策的“宽大”，我被树为“转化典型”，提前28天释放。出来前三天，公安找了我三次，威逼利诱我监视和出卖我爱人和朋友，说如果我不合作，随时都可以把我爱人抓走刑事拘留。3月28日释放那天，监狱背着我，请了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我已经表示过不愿上电视），当时我的家人已在监狱的大门外等着，听说有记者采访，就没有进来。而当时我心里想的，就是出去后又可以看到《转法轮》和师父的新经文，可以炼功了。就这样，在一时的错念中，我在自己修炼的历史上留下了奇耻大辱，这种所谓的表面转化，其实已经否定了我作为大法弟子的身份。在历史上的修炼中，一个修炼人一旦做出这样的事情，生生世世的修炼机缘就彻底断送了。 （四）“转化”后的悲哀 然而，出来之后两天，当我重新拿起《转法轮》和老师的新经文，才知道自己大错特错了！我背离了我用生命追求的“真、善、忍”大法，毁了自己，也毁了受我的谎言欺骗的人们。师父讲：“我们在讲清真象的时候，清除了一些人对大法邪恶的念头，最起码在这一件事情上不是救了他吗？”（摘自《李洪志师父在北美大湖区法会上的讲法》）而我的所谓“转化”，正好与大法要求修炼人所做的救度世人背道而驰。 我心中的痛悔和恐惧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而同时，公安还在找我，监狱还想进一步利用我。我觉得我的心已经在地狱中了，每天从噩梦中醒来，心上都像压了千斤巨石，心中充满痛悔。这是我修炼以来最难过的日子，比在监狱里还痛苦。万分痛悔中，我拿起《转法轮》，一遍一遍地反复地看，心情不好时就读大法。是大法和师父再一次救了我，我一点点从沉沦中站起来，决定重新开始修炼，用实际行动弥补自己造成的损失。 “转化”之后，我没有一天好日子过，经常心情沉重，神思恍惚。看了陈子秀和赵昕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我一方面为邪恶的残暴感到愤怒，一方面“死”的念头不时在头脑中闪过。我想：我还不如被“转化”前死了呢！但我知道自杀是有罪的，不符合大法的法理，而如果我此时死掉，只有下地狱。简直是没有路了。父亲看我经常叹气，劝我说：“别老那么沉重了，虽然错了，以后改了还有机会，乐观一点。”刚开始时，我连家门都不敢出，带孩子、家务、做饭都做不好，几乎不能自理。在街上看到过往的人群，我觉得哪个人都比我强。爱人问我：“怎么从监狱出来象变了个人？你以前不这样的。”三岁的儿子看着我，天真地问：“妈妈，你怎么不会笑呢？你是木头做的吗？” 在少管所时，姚洁住我的下床。她告诉我，99年7月20日被捕之前，她的身体一直很好，因为炼功，不用吃一片药；被捕之后，犯了高血压，在监狱里被迫接受治疗，2000年8月保外就医；出去后她通过炼功，身体又好了，不用再吃药；可是因为告诉国外的朋友她仍在炼功，2001年2月，又被抓回监狱，高血压犯得很厉害，每天吃药，还不时出现危险情况。这就是“转化”的“好处”，这就是“欢快的狱中生活”带来的“欢乐”。 2001年5月，我发表了“严正声明”，重新开始修炼，从此流离失所。在此，我再次声明：过去所说、所写的一切反对大法的文字、音像材料全部作废，坚定修炼！感谢伟大的师尊给我的这次改过的机会。 （五）滕春燕的处境 我在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和女监的宣传队一起排练过节目，参加过演出。这就是“快乐的监狱生活”吗？如果监狱生活真的快乐，大家可能都要抢着进监狱了，监狱也起不到惩罚犯罪的作用了。一次，我和犯人们开玩笑，问她们：“监狱里是不是比起流落街头，饿死冻死的人还要好些？”犯人们都说：“我宁可饿死冻死，也不愿坐牢，这里没有自由！” 是的，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自由，人最宝贵的就是自由，甚于生命。而自由包括人身自由，自由的信仰，自由的思想、意志和自由的言论。 监狱靠的是封闭、株连、不准睡觉、剥夺生活基本必需、洗脑、威逼和欺骗来折磨人，而这种肉体、精神和心理上的多重摧残和压力比肉体折磨更甚，其目的就是摧毁一个人的意志。身体上的伤痛还会愈合，而当一个人从神志不清的状态中清醒过来，明白自己所犯的错误时，那种痛彻骨髓的后悔和耻辱感是什么都弥补不了的。我之所以在这里回顾这些，是想让全世界善良的人们明白，中国江泽民政府现在对法轮功修炼者实行的“转化”，是比监禁、酷刑甚至死亡更严重的迫害，希望全世界人民帮助制止发生在中国的罪恶。 滕女士是美国永久居民，有自己热爱的事业和朋友，却被关在与家远隔重洋的监狱里，即使真的生活舒适，一年半的时间里不能和家人和朋友团聚，不能得到外界的消息，这本身就已经是莫大的痛苦了。而滕女士在痛苦之中，还要强颜欢笑，在媒体记者面前表示自己如何地快乐，个中滋味，想必明白人都能体会。她因为自己的正义之举，因为帮助中国受迫害的善良人，就被江泽民政府剥夺了自由、亲人、事业、信仰以至一个正常人的思维──认为监狱“快乐”，她所受到的难以想象的迫害和目前的悲惨处境从“快乐”二字已经可想而知了。我深刻地体会她目前的处境和将来的某一天她将面对的痛悔。在这里，我强烈呼吁善良的人们加紧营救滕春燕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