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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1年10月22日】为了营救赵明，爱尔兰大法弟子和荷兰大法弟子进行了为期十天，从阿姆斯特丹至布鲁赛尔的紧急救援步行。这是欧洲紧急救援步行的一部份。步行于十月八日开始，十月十八日顺利结束。下面记载了步行途中的一些小故事。
十月八日 在阿姆斯特丹DAM广场举行了开幕式后，我们下午两点出发了。大家都不知道该怎样走出阿姆斯特丹。这时，荷兰一家大报的一名记者来采访我们，他要求跟我们走一程。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向城外走去。 下午六点多，记者和几位同修离我们而去，只剩下三个人赶路。一路上背着《洪吟》，我心中充满了喜悦，身上充满了力量。我有时一路小跑。因为出发太晚，等我们到达目的地时，已是凌晨一点半。为了省钱，我们在火车站透风的候车室里休息了一晚上。为了减少行李，我们没有带睡袋。瑟瑟的冷风、冰凉的铁椅使我们难以入眠。 十月九日 今天我的双脚疼痛难忍。因为没有休息好，感到精疲力尽。我总是远远地落在同修后面，经常提出来需要休息。我们花了七、八个小时，才走完15公里，到达乌德勒兹。我们总算赶在市长秘书下班之前，见到了她，并请她转交我们给市长的信。市长秘书对法轮功深表同情。 在乌德勒兹，一个记者看见我们打出的横幅，立刻要求采访我们。我们停下来，详细地给他讲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他表示要正面报导法轮功。 我们发现了横幅的重要性，决定马上回家做出两个和我们步行有关的横幅。就这样，我和一位同修熬夜，赶制出了两个横幅：“SOS!WALK for FALUN GONG, AMSTERDAM to BRUSSELS, OCT 8-17”以及荷兰语的“SOS！紧急救援受迫害的中国法轮功学员”。这是我们第一次自己动手做横幅。 十月十日 今天我们从乌德勒兹火车站出发。没走多远，一辆汽车停在我们身边。两个人从汽车上下来，向我们走来。他们是乌德勒兹当地报纸的记者，看到我们背上的横幅，很好奇。接下来，我们接受了采访。 路上，骑自行车的人路过我们时，常常向我们竖起大拇指。汽车看见我们的横幅时，也常常鸣笛向我们示意。 我的双脚依然疼痛，我走得很慢，远远落在同修后面。一位同修因为家里有事，当晚必须赶回家。她为我感到担心，按照我这样的速度，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布鲁赛尔呀？我心里也很急。就在我精疲力竭时，我开始发正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慢慢的，我的脚轻快起来了，我背上沉重的行李好像失去了重量。我开始飞步前行，远远地超过了其中一位同修。同修笑曰；“原来你还留了一手呀！” 在我们进入一家快餐店吃晚饭时，一名当地的记者找到我们。她也是因为看到我们背上的横幅，想到要采访我们。记者对我们三个人做了非常详尽的采访。 晚饭后，一位同修离我们而去。我们已经落后于我们的日程表，不得不连夜赶路。 晚上九点多，我们在一个小村子里炼动功。祥和的炼功场面吸引了几个孩子的注意。他们拿到简介后满意离去。 十月十一日 清晨，我们在寒风中打了个盹。下午两点我们走到目的地。我们连续走了超过24小时，完成了55公里。此时的我，感到寸步难行。 中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一位女警察注意到我们背上的横幅，特地停下车来观看。当她拿到我们的SOS传单后，才满意离去。 然后我们坐火车去海牙，在那里做了一些洪法工作。由于去晚了，市长秘书已经下班了。 十月十二日 尽管在旅馆睡了一个好觉，我依然无法加快步伐。我不断地需要停下来，喝水、换衣服等。年纪最大的同修近50岁，却脚步轻快地走在前面。在海牙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人要求给我们照像。原来，他是当地因特网报纸的记者。文章第二天出来了，非常正面。 原定上午十点赶到海牙，我们下午两点才到。我们给市长送完信后，坐火车去了鹿特丹。在鹿特丹市政厅，我们见到了市长秘书，做了一番简短的交谈。 随后，我们在鹿特丹市中心和几个当地学员一块儿洪法，同时接受鹿特丹当地报纸的采访。第二天，鹿特丹日报头版头条给了很正面的报导。 这一天，我们只走了十公里。为了赶上进程，我们又决定连夜赶路。此时，阿姆斯特丹的学员离我们而去，爱尔兰另一位学员加入我们。我们在晚上十一点从海牙出发。 十月十三日 由于晚上看不清路标，我们在海牙绕了一个大圈子。我们步行了一晚上，到早晨时，才走出9公里，到达代尔伏特。在那里我们碰到几个大学生，我们停下来做了比较深入的交谈。他们离开时说，我佩服你们。 连夜赶路使我们疲惫不堪，于是到鹿特丹一位学员家中去休息。下午我们从代尔伏特出发，鹿特丹的两位学员加入我们。晚上我们到达鹿特丹，在鹿特丹市中心举行了一个小型洪法活动。我们的横幅引人注目。尽管人数少，效果非常好。 十月十四日 今天是星期天，路上行人很少。两位西人学员跟着我用中文念《洪吟》。念《洪吟》时，我忘记了脚疼。 我们碰到一位跑步的中年人，他停下来听我们讲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故事。他告诉我们，他在工作上和中国政府打交道，他将以直接或间接的办法帮助释放赵明。 有时骑车路过我们的是几岁、十几岁的孩子，他们往往停下车来瞪着眼睛看我们。当我递上大法传单时，他们脸上的笑容是那么灿烂。 错误的路标使我们又一次转了一个大圈子。为了赶上步行日程，我们再一次连续24小时步行，完成了50公里。 十月十五日 清晨我们到达布瑞达，我们回家休息了一下，并且为第三位学员做出了一个法语横幅。 晚上9点，我们从布瑞达出发，向安特卫普行进。晚上我们合衣在立交桥下的水泥地上睡了两、三个小时。尽管很冷，我们睡得很香甜，醒来后精力旺盛。 十月十六日 我们怕在黑夜中又走冤枉路，于是决定沿高速公路走，因为高速公路是最近的路。没走多远，一辆荷兰警车停在我们身边。警察检查了我们的证件，也询问了我们为什么要步行。最后警察说，按照规定，在高速公路上步行是要罚款的，每人大约50美金。但是，鉴于我们步行的理由是正义的，他们决定不罚我们的款，作为他们对法轮功的“捐款”。 警察用警车把我们送到下一个出口，大约十公里的路程。在这里，我们碰到比利时警察，他们热情地为我们指路。一个同修马上悟到，修炼无捷径。 清晨，我感到非常顺利。我的脚不觉得疼痛，背上的行李不觉得沉重。就在此时，我和一位同修发现，另外一位同修不见了。于是我们停下来，同修回头去找。我在那里紧张焦虑地等待。这个小磨难耽误了我们两个小时。 在比利时的一个小镇上，我们又一次碰到记者采访。 晚上7点多，我们顺利到达安特卫普。我的左小腿受伤了。 十月十七日 上午，在当地学员的安排下，我们在安特卫普的市中心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并请市长秘书转交给市长的信。随后，在市中心洪法。所到之处，接受传单的行人无不脸露笑容。 中午，当地学员把我们送到步行的出发点，然后离开我们。午饭后，我们向市中心走去。同修前后各背一个横幅，我在他周围散发传单。他身上的横幅仿佛在告诉人们，请接受我手里的传单。我们配合非常默契。人们好像在等待我们的到来。他们常常盯着我们的横幅长达几秒，甚至十几秒。我发传单时很少有被拒绝的。 一位华裔老人看完传单后追上我们。他要求在我们的请愿信上签名。我递给他要求中国总理释放赵明的请愿信，他认真地签上了他的名字。他拿走了6封空的请愿信，要让他的亲朋好友签名，然后寄给中国驻比利时使馆。 下午五、六点钟，我们开始离开安特卫普。傍晚，好心的路人为我们买来了晚餐。 晚上我疲乏时，又一次努力发正念。我再一次感受到正念的威力。我的脚步飞快，没有疲劳感。 晚上十点以后，我开始浑身难受。我的腿很疼、犯困，而且咳嗽。可是我们不能停下来，因为我们必须在十八日下午两点之前到达布鲁赛尔，以便参加那里的游行。 走到一处宽阔的马路上，我们知道汽车驶不进来。我困得再也走不动了，倒头躺在马路上。为此我们再一次招来了警察。我们向警察解释，躺在这里只是为了短暂休息，我们不准备在这里过夜。警察接受了我们的SOS传单。 十月十八日 凌晨，我们在立交桥下合衣睡了两、三个小时。因为我身体上的消业反应，这一天的走路我感到艰难。我时时告诫自己“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在距离布鲁赛尔十公里处，我不得不把身上的行李卸下来，请高个子的男同修帮我背。 我们碰到一位妇女停下车来，伸手向我们要传单。然后，她要塞给我们一些钱。我们向她解释，我们不能够收钱，哪怕是一分。我们告诉她，帮助我们的办法就是告诉她的亲朋好友，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她说，她一定要做。 到中午十二点时，我们距离布鲁赛尔仍然有7公里。我对同修说，我们赶不上布鲁赛尔的游行了。同修说，我们一定能赶上。 两点差十分，我们进入了布鲁赛尔。只是我们又一次和第三位同修失去了联系。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我们找来了出租车。两点半，我们到达游行的出发点，正好加入队伍的尾巴。 晚上9点至10点，我们参加了烛光晚会。发正念时，我感到又冷又困。我努力坚持。会后，我们坐同修的汽车回安特卫普休息。一路上，我听见响亮的普度音乐伴我们同行。 后记 步行途中的感受令我难以忘怀。走路时，我的大脑常常是空空的，只有师父的经文在我脑子里回荡。一直和我同行的是一位修炼两年的西人学员，他对大法的赤诚和坚定令我自叹不如，他那总是先他后我的精神令我感动不已。他为了使我的膝盖免受伤害，一路上不厌其烦地为我举起包裹，卸下包裹。以至我后来养成不良习惯，一定要等他来帮我背上行李。 一路上，我们的步行震撼着人们的心。多少次，汽车司机为我们鸣笛，向我们打出“V”字手势。多少次，骑车的人们向我们竖起大拇指。多少次，路人真诚地问，怎样做才能帮助你们呢？ 很多事情，我都是第一次经历。我是一个非常不爱说话、不愿说话的人。我第一次学着向政府官员讲真相，向媒体讲真相，向非政府组织讲真相。大法是有力量的，所到之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 下面以《致北欧法会全体学员》中的一段话和大家共勉： “在讲清真相中，不要等，不要靠，不要指望外在因素的变化。我们每个人都是给未来创造历史，所以，每个人除了参加集体活动外都在主动地找工作去做，只要对大法有利，都要主动去做、主动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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