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0/22/18403p.html
我为什么参加国庆升旗仪式
—— 兼致海外华人的一封公开信
文/美国大法弟子(博士，科罗拉多大学研究员)
【明慧网2001年10月22日】(9月30日我参加了科罗拉多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CSSA)举办的国庆升旗活动。同去的还有我太太及另一位法轮功学员。我太太身着法轮功T恤衫，上面写着：“中国：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这在一些CSSA成员中引起了争议。本文原为发送给CSSA成员的一份英文电子邮件，旨在澄清误解。) 来自一个政府的恐怖 首先，我是CSSA成员和中国公民，参加国庆升旗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事实上我也在聚会中结识了一些朋友。其次，我知道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的官员要来，我觉得可以借此机会向中国政府沟通并向大家讲清法轮功在中国被残酷迫害的真象，呼唤正义和良知，帮助早日结束这场灾难。所以我们几个就来了。我太太身着法轮功T恤，向中国政府官员发出一个明确的呼吁：“停止迫害！” 有人问：“为什么？真的那么紧急？非得在国庆升旗时？你到底爱不爱你的祖国？” 对！真的有那么紧急，我也爱我的祖国。请容许我解释。在2001年8月的联合国促进与保护人权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发言上指出：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一种针对本国人民的“国家恐怖主义”。为什么？ 想一想可怜的12岁小女孩刘思影和她母亲刘春玲吧。母女俩不是法轮功学员却被骗制造天安门自焚现场以达到幕后操纵者的险恶用心：激起中国人民对法轮功的仇恨。为防阴谋暴露刘思影事后被灭口死于医院。刘春玲则被当场打死于天安门广场并被渲染为“自焚致死”。IED的发言指出，“正如‘国际先驱导报’八月六日报导，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一月二十三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我们现有该录像的拷贝，有兴趣者可来领取。”(有人问‘谁会傻到以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以致被骗自焚？’欲知详情，请向当地法轮功学员索取IED提到的CCTV“焦点访谈”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或观看网上的录像分析或文字图片说明：http://falun-co.org/zf)面对国际社会对残酷镇压法轮功的指责，中国政府历来都要百般抵赖的。然而这一次，面对凛然的正义之声和确凿的证据，中国代表团噤声不得，连抵赖的机会都放弃了。 请想一想陈子秀女士的被害。《华尔街日报》记者伊安.约翰逊在2000年4月20日发表的题为“修炼法轮功是一种权利，陈女士说，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天”的文中说，“在陈子秀去世的前一天，逮捕她的人又一次要求她放弃她对法轮大法的信仰。在又一轮警棍打击后几乎失去了清醒意识的情况下，这个58岁的老人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暴怒的地方官让陈女士赤脚在雪地里跑。据其他目击这一事件的监狱中的人说，两天的折磨使她的腿严重淤伤，她的短短的黑发上粘着脓和血。她在外面爬，呕吐并因虚脱而昏倒。她再也没有恢复知觉，并于2月21日去世。” 再请看一看于秀玲女士之死。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0月1日报道说，“辽宁省朝阳市32岁的妇女于秀玲因修炼法轮功被关押。9月19日她被酷刑折磨奄奄一息之后被公安分局自四楼窗户扔下活活摔死。”为了掩盖酷刑折磨的罪行，警察当晚12点左右就匆忙将于秀玲的遗体送去火化了，并伪称是“自杀”事件。 IED的发言说，“联合国‘关于酷刑折磨’的特派专员在她最新的年度报告中指证了中共当局对成千上万法轮功修炼者的拘捕和折磨。联合国‘关于非法、任意或集体屠杀’的特派专员，‘关于对妇女暴力’的特派专员也做出了类似的指证。我们正在整理的证据表明至少有五万名法轮功修炼者被关押在监狱、劳改营、或精神病院里，至少数千人遭受殴打并有很多人被折磨致死。几十万上百万人的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 在两年多的残酷镇压中，为使法轮功学员放弃对于“真、善、忍”的信仰，当局采用了超过40种酷刑，包括以竹签或其它利器刺指甲和妇女的乳头；强迫不让睡觉，有时达几周；强迫注射毒性或损害神经系统的药物；对妇女电击阴部，强奸，以及将女学员扒光关入男牢，等等。在两年多来的残酷迫害中，已有30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成千上万的家庭破碎。 有人说，“如果你热爱祖国，就应该在中国解决这些问题，而不应该在国际上张扬，家丑不外扬嘛。你在损害中国的形象。” 对说这话的人且不说其道德良心置于何处，起码我可以看出概念的混淆在此起的作用。大家知道，有些美国人不满布什政府，可他并不是不爱国。“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中国政府”作为一个政府，和“中国人民”作为人民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尽管有时我们用“中国”统称其中任何一个概念，但其实在不同场合具体有不同所指。当相信“中国”等于“中国政府”等于“中国人民”时，为了维护自己，有人就盲目地为政府所做的错事辩护。 “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由“中国人民”组成的，具有5000年悠久的文化。这和具有50年历史的中国现政府是两回事。 至于说“损害中国的形象”，这是中国当局利用概念的混淆掩盖其罪行的常用借口。说到“家丑不外扬”？我想问一句，有谁会尊重一个不顾事实而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或一个矢口否认纳粹集中营和毒气室的德国人？他难道是在维护自己祖国的形象吗？ 反过来说，你难道不尊敬那个摄制罗德尼.金（Rodney King）被洛杉矶警察毒打场景的美国人吗？他损害了自己祖国的形象吗？你难道不尊敬那个揭露斯大林对前苏联人民犯下的恐怖暴行的萨克嘉罗（Sakharow）博士吗？他损害了自己祖国的形象吗？你难道不尊敬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纳尔逊.曼德拉吗？他损害了自己祖国的形象吗？你难道不尊敬揭露缅甸政府对缅甸人民暴行的昂山素姬（Aung San Suu Ki）吗？你难道不尊敬那个揭露柬埔寨屠杀场的柬埔寨记者吗？…中国就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国家。当有人企图掩盖那些对中国人民的暴行时，有谁会相信他是一个爱国者？ 天安门广场上的勇气 其实，法轮功学员并不反对中国政府。我们只是寻求正义，希望中国政府改正其错误，结束对人民的虐杀，结束这场对人民的灾难。然而，还有更重要的，容我后述。这些就是两年多来成千上万法轮功学员冒死上访，进谏于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的目的。由于所有与政府沟通的渠道从1999年镇压一开始都被堵死了，许多法轮功学员被迫走上天安门广场表达他们的诉求。请看这些场景： 白天，天安门广场。一小群人匆匆走进广场，作出炼功姿势，双盘打坐，或展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日复一日，他们从不间断，其中有年少的也有年长的，有受过教育的也有目不识丁的，有富人也有穷人，有男也有女，他们向中国政府呼吁停止迫害他们的精神信仰：法轮大法。有时候几百个人一起来，有时候甚至上千。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等待他们的是野蛮的迫害。他们可能会失去一切---住所、工作，面临逮捕、折磨甚至死亡--只为捍卫他们对“真、善、忍”的信仰。一群普通百姓不懈地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的真象；和他们对抗的是强大的国家宣传机器。他们手无寸铁，无私无畏地和平上访进谏；和他们对抗的是政府高压统治下的的暴力机关。可他们无所畏惧，毫不气馁。因为他们懂得“真、善、忍”坚不可摧的力量。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只是为了自己，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你，为了我，为了千千万万善良的世人；为了更美好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和平和正义的世界；为了“真、善、忍”能照亮每个人的心灵。 在两年多的疯狂镇压中，面对难以想象的酷刑折磨，从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还手报复或以任何方式诉诸于暴力。在逆境中他们始终面带微笑，哪怕面对狂风暴雨、雪雹冰霜。他们以修炼者的大善大忍承受这无名苦难，他们甘愿为“真、善、忍”牺牲一切。一位女学员在给家人的信中说：“在被关押的日日夜夜里，我每天面对的不是警察就是犯人。警察愤怒时拍桌子，厉声大叫不让我睡觉。犯人们管我叫新来的，整日厉声恶语，让我躺在湿淋淋的地上。还让我在房顶滴漏污水的地方睡了两天。我一直牢记着师父的教诲：‘别人可以对我们不好，我们不能对别人不好’。‘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 在拘留所、劳教所和监狱里，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曾面临抉择：只要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他们可以马上获得释放或减刑。他们本来是可以保留自己的学籍，党票，工作的，如果他们说假话；他们本来是可以不被抓进各种各样的拘留所，如果他们说假话；他们本来是可以不在各地流离失所，餐风宿露的，如果他们说假话；他们本来是可以免于起诉，不必在监狱里饱受折磨的，如果他们说假话；他们本来是可以不被殴打致残，甚至失去宝贵的生命的，如果他们说假话。说真话的代价是那么的巨大，说假话的诱惑是那么地强烈，可是，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 法轮功学员们用自己的生命向世人昭示，即使在最严酷的环境下，无论以多么大的代价，人们都可以保持对真理的坚定信仰而不动摇。他们以不懈的和平抵抗展示了“真、善、忍”的崇高和伟大力量，而相比之下仇恨和暴力是多么的渺小。 良知的麻木正在侵蚀着一个民族 有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忍一忍呢？我们中国正处在发展阶段。我也不喜欢中国政府。可现在中国经济正在飞速发展，为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了祖国的富强，不让你们炼你们就别炼法轮功了吧！” 这是我所听到过的最糊涂和危险的论调了。“忍”决不是对邪恶的纵容！那是犯罪！那是对“真、善、忍”的亵渎！你怎么可能容忍谋杀？经济发展也绝不能成为虐杀的借口！二战前的纳粹德国也曾把经济发展置于首位。在希特勒的统治下，纳粹德国的经济曾飞速发展。驰名全球的“大众”汽车、世界第一条高速公路都是希特勒亲自抓的项目。战前德国的核科技也是数一数二的(后来美国的原子弹计划“曼哈顿工程”中的许多杰出科学家原来都在纳粹德国工作)。纳粹治下的柏林甚至举办了1936年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可回顾这段历史，又有哪个德国人今天会为当年纳粹德国繁荣的经济发展而感到自豪呢？ 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国人一直做着强国之梦，梦想着中国能够强大起来，中国人能够自豪而有尊严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是为了这个梦想，还有比经济发展更重要的因素。谁都承认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中的高速增长。可是请比较一下中国现在和十年前的社会状况。和十年前相比，社会犯罪率是急剧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贪污腐败问题、假冒伪劣产品、坑蒙拐骗行为是急剧增多了还是相对减少了？卖淫、吸毒、爱滋病、黑社会犯罪等等社会问题到底是急剧增多了还是相对减少了？每个人问问自己，和十年前相比，如果今天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独自一人走夜路，你会感到更危险还是更安全呢？ 所有这些社会问题都可归结为一个原因：社会的道德败坏。在“发展就是一切”的口号下，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准却在急剧下滑。我最近读到这么一则新闻(齐鲁晚报)，两劫匪洗劫邹平县城内一家酒水批发行，一位青年见义勇为与劫匪搏斗，众多围观者中却没有一人站出来阻拦劫匪或拨打报警电话。最后这位青年身受16处刀伤，在两劫匪逃跑后，才得以用沾满血的双手颤抖着拨打了110，报警之后晕倒在地上。 类似的还有，《两小学生被江水吞噬，却有多人选择沉默》(6月19日东方网)，《三恶人当街凌辱少女，上百人围观无人制止》（6月12日《华商报》）...... 相信大多数人都同意，这样的情形在今天的中国并不少见。问题出在哪儿呢？我说就是社会良知的麻木和道德的冷漠。这冷漠的人性和麻木的良知可以摧毁一个民族！面对不公、面对罪行、面对邪恶，我们太多的国人沉默了太长的时间了！这冷漠和麻木甚至根深蒂固到了自己都觉察不出来了：“腐败？黑社会犯罪？执法犯法？噢，我听得比你还多呢！那又怎么样？你能做什么？！”其实，社会的道德败坏每个人都有一份“贡献”，人人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反过来说，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试想一下，在前面那个青年勇斗劫匪的时候，只要有五个人能勇敢地站出来大声说：“不！”“抓强盗啊！”那可能就是另一个结局了。 道德、良知和人道等等，这些是人类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在美国9.11恐怖袭击后，我们都目睹了社会良知和人道的超越一切种族和文化的巨大凝聚力。在这个宇宙中，每一个孤立的个人是渺小而无力的。可是正是这些人类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把我们联结在一起，抚平我们的伤痛，慰籍我们孤寂的心灵，消除我们的恐惧，让我们变得更强大一些。所以当我们的任何一部分受到伤害时，我们都感到了伤痛。这，就是这个宇宙教给我们人类的生活法则。 让我们再回到中华民族的百年之梦：有尊严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请想一下，如果一个国家甚至不能兑现其宪法承诺的公民最基本的权力，不论其经济多么发达，国际社会又怎么可能信任和尊重它呢？对于一个没有信用的国家，世界又怎么会不以戒惧和疑虑看待其经济增长呢？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在丢失其国际信誉。 有人相信，当经济发达了，其它方面会自然地被带动向前推进。对此我很怀疑。在过去十年中我们都已看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伴随的是社会道德水准急剧下滑，而且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权力，包括言论、信仰、结社等自由，反而受到更进一步的摧残。同样，回顾历史，我们也看到了二战前军国主义日本和纳粹德国经济的发达。其它方面自然地被带动向前推进了吗？没有。所以不存在什么自动的权力和自由。 美国人有一句话，“自由是有代价的。”(“Freedom is not free.”)我们中国也有“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自由是有代价的” 德克萨斯州贝勒医学院封莉莉教授在1999年12月回中国时曾在深圳市被捕，被关押了13天。她的“罪名”是“扰乱社会治安”，只因为她作为一个法轮功学员，在当地一名法轮功学员家停留了一夜。她在回到美国时谈起何以会甘冒牢狱之险而回中国时说，“南达科塔先锋报的一篇社论说，‘在中国，自由被拼写作，法轮功’……。两百年前，派翠克.亨利(Patrick Henry )说，‘不自由，毋宁死。’两百年前一个美国人为之可牺牲生命的精神，今天仍然值得为之付出生命。”以下是封莉莉教授在狱中经历的片段。 “这13天对于我来说是值得的，因为我亲身体验到了法轮功对于我自己和周围人的超常神奇力量--使一个生命发自内心地觉醒。和我囚禁在同一监房的50多人主要是妓女，吸毒犯，妓女兼吸毒，和诈骗犯。她们大都是无可奈何的，都很可怜。妓女大多是被家人、男友，或丈夫逼或骗了卖身的。鸨母为了控制妓女逼迫妓女吸毒。生活的艰辛使她们对社会产生了愤世悲观的态度。相反，我从前是一个养尊处优、很娇气且极有自尊的人。雨果、托尔斯泰等写的故事虽然感人，对于我来说那毕竟是小说中的虚构。在我看来，妓女充其量只不过是为了钱而出卖肉体的人而已。修炼法轮功前，我的脾气暴躁而骄横。我曾因不满意我的秘书的工作，炒了好几个人的鱿鱼。对我手下技术员和博士后研究生经常出言不逊，动辄破口大骂。修炼后我完全变了。但是，我自己也不敢想象自己能毫无怨恨地被监禁13天。我的心中没有焦躁和不安，只有一片详和和宁静。因为我完全为了其他的同监的犯人而难受和流泪，我会尽力而为减轻他人的痛苦，自己的痛楚反而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种从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升华和灵的快乐。我看到我变得如此干净和美丽，因为我的心中没有了自我。我心里明白，这是大法的威力。一天，一位17岁的妓女搂着我问：‘莉莉，你是美国的大教授，而我们却是社会最底层的渣子，可你却能真正对我们以诚相待。从来都没人象你这样把我们真正当作有尊严的人看待。请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因为法轮功吗？如果是，我能学法轮功吗？” “在我被监禁的13天里，大多数人都开始学法轮功。原来司空见惯的殴打、辱骂等减少了好多。到我快释放时，牢里三个最凶悍的犯人宣布她们将用法轮功的法理“真、善、忍”来管理牢房。所有的吸毒犯们都没了毒瘾，令人惊奇的是，她们并没有出现通常戒掉毒品后伴随的种种症状。” “牢房里几乎每天都有催人泪下的故事。有一个小妓女在被转移去劳教时，哭着告诉我说，她将再也不会卖身了，如果有一天她再次被捕，一定是为法轮功。另有一个妓女对我说，当她被释放时，她也会去北京上访，告诉政府，是法轮功救了她。还有一个因与邻居打架被关押三天的人，原打算出狱后用硫酸毁她邻居面容以滋报复。学了法轮功后对我说，她一定放弃这一复仇计划。她竟然在被释放前请求管教多把她关几天，这样她可以和我们一起多学一点法轮功。” “我在心里为她们的觉醒而落泪。” “法轮功只不过是一种修者众多的身心修炼的功法而已。就如我同牢的人一样，很多人来学炼法轮功只是因为他们能由此成为更好的人。通过口传口，心传心，法轮功在传出后的短短8年中，吸引了世界上40多个国家上亿的修炼者。这些修炼者通过修炼提高了道德和健康，成为更好的有益于社会的人。当法轮功被镇压时，这些修炼者们的反应自然是和平不懈地抵制，同时坚持遵守‘真、善、忍’的法理。” “在我被关进牢房之前，警察问我有什么说的。我回答：‘法轮大法好。’” “警察很吃惊，‘你从美国千里迢迢来就为了说这一句话？’审问我的三个警察中的两个流泪了，问到：‘这真的值得吗？’” 我爱不爱我的祖国？ 事实上，法轮功只是一种修炼功法，也不是为了解决任何社会问题的。我们参加这次聚会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呼唤人间的良知和道义，唤醒人们那冷漠的人性和麻木的良知。因为这冷漠和麻木正在摧毁我们的民族。面对暴力、面对罪恶、面对酷刑和虐杀，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道德良知面前摆放自己的位置。 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着一位叫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的德国新教牧师留下的发人深省的短诗。尼莫拉曾是纳粹的受害者，他在晚年忏悔自己当年的道德污点时写下的这首诗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情形：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在中国近代的每一次政治运动中，当权者都成功地运用了“95%对5%”的心理战术。每次运动的任何一个阶段，只有5%的人是挨整的对象，而其余的95%则是安全的。这就助长了人性中最卑劣的一面：即不择手段地加入95%，甚至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而对于那5%所遭受的痛苦与不公却冷漠以对，视而不见。然而这5%却轮转得非常频繁，到头来整个民族都成为屈从于强权的受害者。 有一位中国作家对于文革前后国人的人性作了精辟的论述：“在文革期间，正该是站起来(仗义直言)的时候，每一位公民却都跪了下去(屈从于强权与迫害)；在文革结束后，正该是跪下去(反思与忏悔面对强权与迫害的沉默)的时候，每一位公民却都站了起来(控诉与鸣冤)。”文革结束后，全国人民齐声控诉“四人帮”，把所有的责任都归之于“四人帮”。却很少有人能象尼莫拉那样反思一下自己面对迫害、面对罪恶的所作所为。面对罪恶，整个民族都曾作过“看客”，却只有作家巴金先生有勇气将自己置于道德法庭上审判！ 今天，中国的法轮功学员第一次冲破了这个“95%对5%”的“怪圈”。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不怕当那5%。他们勇敢地站起来，为了自己的信仰和尊严，为了人间的公义，不论自己属于5%，1%，抑或是一个人！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人们面对强权的压迫，多不外乎两种情形：或如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以暴易暴，或隐忍求安，甚或吃人血馒头。法轮功学员对于强权镇压不屈不挠的和平抵抗开创了中国的崭新历史。他们不愿低头屈从于强权和暴力，不愿违心说谎。面对压迫，他们高昂着头颅，只为了说一句真心话：“法轮大法好！”尽管他们深知这样做的高昂代价。这决不是政治！而是关乎道义和自由，关乎人的尊严，关乎每个人的道德良心。 昨天，有人在发给大家的电子邮件中谈到了马丁.路德.金，说他领导的民权运动是为有色人种而斗争。如果仅仅是那样的话，我恐怕他不会在今天如此广泛地赢得全世界范围的尊敬，超越任何民族与文化。在我看来，金博士的运动是关乎自由、关乎权利、关乎人的尊严、关乎人间道义。与此类似，圣雄甘地领导的独立运动也并不只是关乎印度人民的独立而已。同样，今天的法轮功学员面对镇压的和平理性的抵抗，也并不只是关乎信仰自由而已。金博士有句名言：“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非正义，都是对世界上每一个地方的正义的威胁。”(“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 再一次强调一下，法轮功学员并不反对中国政府，但是我们反对这场残酷的迫害，反对这场由政府支持的非正义的白色恐怖。其实，在我看来，对于中国来说，哪个政党当政并不是关键问题，关键问题也不在于新闻自由，法治建设--虽然这些也很重要。试想一下，当面对非正义，面对罪恶，面对迫害，不论是一次抢劫，或是谋杀，还是一场政治迫害，如果每个公民都能勇敢地站起来大声说“不！”那会是什么结果？关键，就在每个人的内心之中。 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镇压仍在继续着，成千的修炼者不断地被非法关押，凌辱，折磨甚至虐杀。在这一片白色恐怖下，却又有上万的修炼者坚定地走出来，以生命实践自己对“真、善、忍”的信仰，呼唤着人间的正义和良知。 他们在“真、善、忍”的和平之路上不屈不挠地走着，无所畏惧，承受着无名的苦难，忍受着屈辱和酷刑的折磨。他们懂得，真正受到威胁的并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利益，而是更崇高的原则，以及人们对其的认知。他们尽自己所有的一切兑现了他们对“真、善、忍”的誓言。 作为热爱和平和希望人间道义长存的公民，我们感到有责任站出来为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说句公道话，因为他们已被剥夺了为自己说话的权利。 有好几次，当我向美国人介绍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实情况时，对方在同情之余问到：“那些中国人为此做了些什么呢？”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个暗示，让我认识到：“是啊！还有多少我的华人同胞们被谎言蒙蔽而保持冷漠呢！”所以我就来了，和几个同修一起参加这次活动，为的是向大家以及向中国政府的代表们发出一个明确的呼吁：“SOS！紧急救援在中国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坦白地说，在来之前我也深知华人圈里对法轮功的误解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敌意。我也不喜欢被嘲笑挖苦，我也不愿意被误解，当被指责不爱国时我也会感到委屈。可是当我一想起那些还在中国的拘留所、劳教所和监狱受苦、受折磨的法轮功学员们时，我觉得我心里充满了无穷的勇气，我强烈地感到：我，就是他们的声音！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他们说句公道话，不论代价如何。仅仅在国庆前的两周内，又有二十多位法轮功学员被虐杀。我问我自己，如果我不站出来为他们说话，那么谁来说呢？如果不是现在，那么又是何时？！ 所以我来了。我和太太跟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教育参赞谈到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酷刑和虐杀，谈到了“天安门焚人”案，我甚至向他指出了具体细节，如：“12岁的小姑娘刘思影何以在做了气管切开术后仍能底气十足地唱歌？”然而他矢口否认所有的事实：“没有死一个人……没有打人。”直到我指出1999年我回国期间曾亲眼目睹法轮功学员被折磨后的伤痕，而且目睹了警察毒打法轮功学员的场面，他又顾左右而言他了。 我在心里为他哭泣。其实他明白真象，但却在欺骗自己的良知，欺骗那法轮功学员们在用生命呼唤的麻木的良知。我不知道，当历史的这一页翻过去的时候，当法轮功被平反的时候，他将怎样面对后辈子孙的问题：“爸爸，当时你都做了些什么？” 真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告诉人们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象，为了那些承受苦难的法轮功学员，为了每个人的道德良知，为了一个更美好的中国，一个充满和平与正义的祖国。选择什么信仰是每个人的自由，而我们也无意将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人。可是面对暴力，面对迫害，面对罪恶和不公，每个人选择自己做什么却是对自己的生命至关重要的，对每一个他人的生命至关重要的，对我们的子孙后辈的生命至关重要的。 所以，就我所做的，我觉得我和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我是一个爱国者，我是一个理性的爱国者。 敬礼！ (10/6/2001英文初稿，10/20/2001中文修改稿。)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0/25/14959p.html)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却再也没有人
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多么沉痛的忏悔！可是一切都已经晚了，因为人已身陷纳粹集中营了。面对邪恶而作“看客”等于同谋！对此，爱因斯坦留下了一句千古不灭的名言:“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当那些“非常恶劣和不幸的情况”发生时，正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默不作声，助长了这种恶劣的气焰，使恶行得以在人间肆无忌惮。在这一意义上，我们都不仅仅是受害者。英语里有句成语说，“沉默不是中立。”(“Silence is not Neutr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