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1年10月19日】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自从修炼以后身心受益很大。自7.22法轮功被非法取缔后，我对当权者的这一决定感到十分不理解。我认为国家并不了解法轮功，只是受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蒙蔽，从而对法轮功产生误解。而作为中国一名合法公民，处于对国家及社会负责，我是有责任向政府阐明我们的真实情况，从正面了解一下我们是怎样的一群老百姓。就这样我于2000年1月只身来到北京上访，不料在询问天安门武警信访办怎么走时被抓，送到北京分局，后遣送回当地派出所。在以后长达半年的监禁中，由于我不写保证，一直是无限期行政拘留，15天一加，一加就是半个月。过完年后，正月十一那天，管教命令我们下地，当时一共6名法轮功学员（5女1男），并命令我们把身上的厚毛衣脱掉，每人只穿一件薄绒衣。来到走廊，管教强迫我们每人从地上拣起一双脏兮兮、硬绑绑的男式凉鞋穿上，也不管合不合脚，穿上就把我们往放风场撵。那天零下二十来度，寒风吹到脸上象刀子割，冰冷刺骨，管教说要军训。这时我们才发现，放风场站着一排武警，一律穿着厚厚的军棉衣，戴着厚棉帽，手里拎着电警棍，武警命令我们站军姿，手不准收到袖子里，腿必须站直，不许打弯儿。从早晨8点开始，直到谁写了保证书才予以释放，否则就这么冻着。中午不准我们吃饭，后又抓进来几名法轮功学员，加在一起共16名。一个老太太晃了一下差点晕倒。我当时只觉得脑袋发木，全身肌肤连同骨头都僵硬了，嘴唇也变得青紫。当时只听说这是“上面”颁下的命令，说不写保证就一直冻着。后来队长见我们一个个脸全变成死灰色，有几个人要晕倒，只好放我们回号里，时间是下午5点左右，我们冻的走路都非常吃力，双腿僵硬，只能双手抓住栏杆，一步步往下蹭。
第二天一大早又将我们拉到一片开阔地，地上积着厚厚的冰，命令我们全部趴在冰上做俯卧撑，冰又黄又脏又臭，手支在上面冻的刺疼，后来有几个人的手起了水泡，然后又叫我们回放风场，不许走必须蹦，蹲下去蹦，双手抱头，多邪恶啊！来到放风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马步站桩，蹲不下去就用电棍电，啪啪的电棍声夹着痛苦的呻吟。队长和管教却站在放风场上面看热闹，武警用各种难听话挖苦我们。武警、指导员只要看到谁没蹲到位就朝身上踹。有个女学员被踹倒好几次。我被他单独叫到另一个放风场，他威胁我写保证，否则就把我们一个个全投到男号里。他见我不妥协就扯住我的头发将我拖出去并狠狠的踹了我一脚。我亲眼目睹好几个武警联手毒打男学员，将他双手别在铁栏杆里使劲往外拽，用几个电棍在他脸上、脖子里、两腿间乱捅，他的额头流下血来。有的武警拿牙条抽学员（牙条是一种打人很疼但不伤骨头的棍），牙条被抽断好几根，男学员惨叫连连。
江泽民的走卒以军训为名对大法弟子施以暴行，怎能改变大法弟子通过修炼觉悟后，对大法坚如磐石的坚定信念！后来恶徒又将我们关在号里强行劳动，每个人有定额必须完成，干不完不让睡觉，晚上有时加班到深夜，手指都磨出了水泡。闷热的夏天，二、三十人挤在一个小屋里。铺上、地上都睡满了人，号里又热又脏又臭，空气不好，苍蝇到处飞，菜汤里除了泥就是虫子。
后来又陆续地抓进一批批的法轮功学员。2000年7月23日那天，我们听到管教在走廊里抽人，边抽边呵斥，鞭子声声震人心腑，我们几个女学员趴在窗上喊：“为什么打人，我们没有罪。”我们的制止并没有让它们的邪恶得到丝毫的收敛。后来听到管教在把他押进号里时说：“不写保证你们就使劲揍。”管教指的是让犯人揍。第二天，也就是7月24日一大早，我们还没起床，就听到外面有人喊：“法轮功学员被打死了。”消息令我们震惊，一问果然是管教昨天毒打过的那名学员，名字叫邵世升。(明慧网报道过）据了解实情的学员讲，23日下午，干警高海涛、姜堂法将邵世升折磨了一下午连带一宿。我们质问管教为什么无端把人活活打死？难道法律就允许你胡作非为吗？管教不承认，妄图抵赖，殊不知天理昭昭，你们所做的一切早已刻录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3天后，也就是7月27日我们被叫出去，押上警车。半路上押车干警拿出一张纸叫我签字，这时我才知道自己被非法判劳教一年，地点是沈阳马三家劳教所。我被分到女二所一大队4分队，所长叫苏境，大队长叫王乃民，管我的小队长叫张秀荣。
我刚坐下，一些叛徒就围着我开始作工作，灌输他们的那一套歪理。直到深夜3点多才允许我休息。第二天一早又开始谈到深夜，就这样无休止的重复那套车轮话。我对他们那套歪理不屑一顾，因为他们自己都两头堵，口口声声喊着师父，却又充当着叛徒犹大的角色。半个月后，见我丝毫没有妥协的意思，张队长不耐烦了，露出了邪恶的嘴脸，三番五次威胁我：“国家教育大多数，打击极少数，听清楚了吗，打击极少数。”并单独把我叫到四防室罚我蹲马步。一些叛徒也开始恐吓我。一天晚上张队长值班，她逼问我到底写不写悔过书，我说：“我不后悔写什么？！进京上访是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说真话并不触犯国家法律，有什么后悔的。”她却说：“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我就要这形式，你写不写？”我仍坚持不写，她就将我拉到办公室，死死抓住我的头发，从一头拖到另一头，边拖边扇耳光。四防杨剑虹也进来帮忙，她膀大腰圆，使劲扇了我几个耳光，队长对我连踢带踹，又抓起电棍电我的脸、脖子，我被她俩打的晕头转向，倒在地上起不来，最后张队长说：“告诉你，再给你两天时间，这里有的是办法对付你，明天报告王大队，我俩收拾你。”
当天晚上，叛徒曲秀云和于潇丽又围着我谈到次日4点多。这以后挨打挨罚便成了家常便饭。大白天我被弄到四防室蹲马步，队长安排叛徒寸步不离地监视。有时队长午睡醒来，见我蹲的不够低，她就从窗上跳下来揪住我的头发乱打一通，于是我的头发经常是乱蓬蓬的且掉了许多。除了吃饭时间我只能是半蹲着或头朝下的蹶着，身上汗水淋漓、湿透了衣服。由于是夏天，身上发出一股刺鼻的酸味。看管我的叛徒在一边不停地嘲笑挖苦我，队长也经常幸灾乐祸地讽刺我。叛徒几乎全变了脸，态度越来越恶劣，见我不愿听她们的邪悟她们就顺手给我几个耳光。有一回几个人围着我正谈着，叛徒阮英（大连人）突然冲过来，一把将我坐的小凳抽走并骂我。晚上她们去睡觉，留下几个人看管我，罚我蹲着。一般是两个小时左右换一拨人，轮班折磨我。有时她们还凑在一起叽叽咕咕，商量用什么招能使我们尽快背叛“真善忍”。夜沉沉，深沉的如同地狱一般黑暗，厕所和走廊里排着许多被体罚的学员，几乎都是一圈叛徒围着一个学员连打带骂，厕所里经常传出声声的惨叫，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有一回白天组织念诽谤师父和大法的书，我不念。张队长当众将我踹倒在地并扇我耳光，然后将我拽到四防室暴打了一顿。我的脸被打破了，现在还留着疤。当时队长威胁我要给我加期，果然几天后，她拿了记过条来，宣布给我记了过，一个过加十天。一次我父亲来信，室长曲秀云（现已解教）逼我当众念，我不念，她就罚我蹲着，并令一些叛徒挨个凑到我面前对着我念，念不完不许睡觉，让我在地中央蹲马步，当我大汗淋漓坚持不住时，她们就一边一个强行按住我用力往下压，蹲不下去就用脚踹，用拳头打，扇耳光，一直折腾到天亮。一天深夜我被罚蹶时，叛徒杨林和岳帅莫等（现以解教）一齐按住我的后背用力往下压，我的双腿立刻断了似的剧痛，汗珠滚了下来。她们看的很紧，稍微动一点就拳脚相加，从早罚到晚，又从晚上罚到天亮，整夜整夜不让睡觉，当时与我一起受罚、受折磨的学员很多。与我同室的有：李彦君、孙永丽、葛春玲等；二分队的有：邹桂荣、苏菊珍、林萍、金萍、王丽、陈建新、潘奇等等，还有许多不认识的学员。比我后来的尹丽萍、赵素环也挨过毒打、体罚。叛徒十分毒辣，她们打起人来就象失了控，拽着学员的头往厕所的瓷砖上撞，瓷砖都被撞裂了缝；有的遍体鳞伤，全身都是青紫和伤痕；有的脸部被打成黑紫色；有的腿被掐、被踢的伤口不愈、溃烂发出臭味；有的脚被电的肿胀起来走不了路；有时叛徒和队长联手，由它们摁住学员的手脚，让队长用电棍电，而且她们毒招特别多：比如将人两头扣一头：将人按坐在地上腿伸直，把头压在裤裆里使身体弯成“匚”形，在其后背坐上去压着；大冬天将人仍在厕所垃圾筐里用冷水浇透全身令其用体温烘干；用针尖扎学员的敏感部位；用军大衣蒙住头用棍子抽；搞车轮战术，换班折磨学员并不让睡觉；在学员身上写满辱骂师父、辱骂大法的话，然后强迫其到各室展览；用电棍逼学员踩、坐师父的法像......所长苏境当时亲眼看见我被她们体罚竟装作没看见，王乃民大队长有一回拿两根电棍电我。后来我质问王大队为什么纵容叛徒打人，王乃民大队长却振振有词的说这是帮助队长实施教育，并说这是国家打击极少数的规定，而他正是执行政府命令，他说他有权把我们随便怎样就怎样。
春节前后，一批打手就要回归社会了，在第五次兑现大会上。二分队的一个叫王春英（朝阳人），我亲眼看到她毒打过苏菊珍和邹桂荣，现在却站在台上讲：“马三家没有体罚。”这不是胡说吗？这时二分队邹桂荣站起来指责它：“王春英你说的不对。”邹桂荣刚说了一句就被一群扑上来的叛徒死死的按住，紧接着将她强行拖出会场。这时中央电视台、辽宁电视台的录像师跑过去将这一幕录了下来，虽没播放，但事实终归事实。邹桂荣揭露了邪恶，被带走了，后来得知她遭到了毒打。
2001年3月份，听说有记者要来马三家参观采访，于是马三家开始作准备工作，打扫卫生，购买体育用品挂在墙上，并把我们每天干的手工活全收拾到楼下一个屋里放好。3月16日早晨，张队长拿着名单进来，说要分两拨看电影，电影叫《生死抉择》，今天去一拨，明天去一拨。我们这些挨过毒打、坚定的大法学员被喊出去站队，并给每个大法弟子安排一个包夹看管，就这样我们被汽车拉到少年犯管教所，而留在马三家的几乎全是彻底背叛大法的叛徒，这究竟是怎么一种别有用心的安排？到少管所并没有电影看，我们在大厅里整整坐了一上午，下午放起幻灯片《离开雷锋的日子》，大厅里明晃晃的，幻灯片打上去白茫茫一片只能模糊听到声音。实际《离开雷锋的日子》在马三家已看过多遍。直到傍晚才将我们拉回去，那时参观的记者早就走了。我不禁要问，为什么把我们调离？为什么不准我们见记者？
2001年4月19日，我被突然收拾行李。一行十人被押上汽车，问王乃民大队长去哪，王大队说不知道，押车干警也不透露。直到下车我们才发现被送到沈阳市张士劳教所。在楼下录完像后我们被押入一座小楼里。楼里共安排30个男的、10个女的看管我们。30个男的是从男队里过来的，10个女的是从龙山劳教所调来的。男女混住。我去的那天晚上屋里共睡了3个男的。每个女学员被安排在一个房间，由3男1女严加看管，实际上和关禁闭差不多，不准私自出门、不准睡觉，没有正常作息时间，一切都得听他们的，就是上厕所也必须由一个女叛徒在跟前看着。找队长，队长也不管，因为我找过3次队长，不是敷衍我就是不理睬。我记得有一天一名男队长走进屋来，我立刻问他：“为什么这里允许男女同住一室，正规劳教所根本就不允许这样。”队长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你这人还挺那个的”就出去了。我实在不明白他嘴里的“那个”是什么意思。后来有一名60多岁的老太太被送走了，于是我们10个人就剩下9个人。叛徒强迫我必须听他们念书，我说学法我要自己学，他们却说：“一起学，一起学！”奇怪，既然背叛大法了，为什么还要学大法的书？这不分明是哄骗人吗？他们一边念大法书一边随便下定义解释大法，实际上是利用大法诱导学员走向邪悟。如果不听他们那套邪悟的言论，他们就搞强制，罚我蹲着或站直，如果反抗男的就动手打，不是将我拽住、按住动弹不得就是堵住门不让我出去。男的力气大，我挣脱不了。在那几平米的牢笼里，一切人生存最起码的权利被完全剥夺，在那里面他们随意任何时候拿起录像机就对着我乱录，如果在厕所或洗漱间碰见一起来的同修也不让说话，立即把我们强行拖走。各屋的门是密封的，关得紧紧的，打开了就立即关上。后来在他们的谈话中得知，原来在我们这几个人到之前他们早就接到通知：马三要往张士劳教所送人，一切其实早就布置好的，只是不让我们知道。在张士劳教所呆的几天中，我没有一天能安心休息，即使深夜能勉强争取到合眼的机会，屋里也总有男女穿梭往来，没有一刻安静。晚上屋里必须有男的彻夜看守，在这种不正常的环境中又有谁能安心休息？
几天后，马波告诉我收拾行李，我被两个女的一左一右架出小楼，押上汽车，同日被送到沈阳市沈新劳教所。
到沈新不久，马三家来了两个队长，宣布给我加期，实际这时我已被超期近4个月。同时被宣布加期的还有邹桂荣、尹丽萍。我问队长，既然马三家加期为什么却关在沈新执行？他们说不出道理来。等到我们这九人到齐后，沈新从龙山劳教所调来一些叛徒看管我们。邓杨助理和郭勇大队长用象马三家和张士学来的经验强制给我们洗脑，每天叫我们坐小板凳，命令叛徒念攻击法轮功的书。有一回郭队长命令放诬蔑师父的录像，我们拒绝收看，被投进小号，并派叛徒看管。小号不给被褥，我穿着短袖和一条薄裤子，躺在又凉又硬的地板上，蚊子又多又凶不断向我扑咬，我冻得一夜没睡觉。第二天一早郭勇来了，将我双手高高吊起，铐在铁栏杆上，并将广播喇叭接进来播放诬蔑师父的录音，把声音调到最大震得人耳膜嗡嗡作响。铐子勒得很紧，双手腕一阵阵钻心地疼，我喊了几次要求开铐但没人理会。到中午时，一个队长来给我打开手铐，这时我手腕已勒出又粗又厚的棱子，手指已经麻木。下午又接着铐。第三天邓杨和刘晶院长来了，邓杨说我俩必须写书面保证承认错误，我说我没有错，录像本身就是恶毒攻击，我有权拒绝收看。邓杨又说：“如果不写保证就不放你们出去。”为了抵制邪恶这种对我们无限制的野蛮迫害，我们绝食抗议。见我俩绝食，宋晓石队长将我俩分别铐上，一直铐到晚上10点多。绝食第二天队长叫来4个男普教，要架我们去灌食。在医务室，4个男普教分别按住我双手双脚，其中一名使劲扳住我头部，使我浑身上下动弹不得。大夫拎着一根长长的管子往我鼻子里插，强烈的恶心使我一阵阵干呕，最终我被他们强行灌进几针管流食，他们边灌边说：“灌一次要50元。”灌完食又将我们投入小号继续铐上。中午时我的心跳开始加快，脉搏一分钟118下。次日晨我开始发烧，中午沈阳市司法局高局长来了，经过商量后他们才打开铁门放我们回去。
过了些日子我忽然悟到：老是这样没完没了地承受下去已经快跟不上正法的进程了，众生不明真相，我们不能听凭邪恶对我们无限期的迫害，绝不能再纵容邪恶了。此时我们9个人中已有5人超期不放并非法加期。于是我们开始绝食要求释放，在这之前我们虽然写了一些上诉信并委托沈新干警转交有关部门，但始终都没有任何回音。从绝食第二天起，我们被架出去灌食。有一次插管时我鼻子流了不少血，他们不但没有毫无怜悯之心，而且又继续灌食。还有一次大夫手重了一些，不知管子怎么插的，当时我就喘不过气来，而且说不出话，我使劲挣扎，好不容易从嗓眼挤出几个字：“别插了，我喘不上气。”他们才住手。我说是不是插到气管里了怎么上不来气？他们竟笑起来。过了一会了继续给我插管，第9天将我们关进小号，我躺在硬邦邦、冰冷刺骨的地板上，脉搏只有50多次，到后来我的脸和脚都浮肿了，点滴很难扎进去，即使勉强扎进去也滴得很慢。队长不断扬言说死了不负责任，而且说我们是自杀。
善良的人们您知道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大法弟子在身陷囹圄，面对邪恶疯狂迫害时，却只能采取这种方式抵制这种无期的非法劳教。其实邪恶势力表面看似凶恶实质是最虚弱的。经过争取，他们最终做出了一些让步。我又在心中天天发正念，默念师父教给我们的正法口诀，发正念让邪恶之徒释放我们。不久我得到释放，临走时沈新劳教所还逼我家人负担因绝食而被强迫灌食、打点滴的费用700多元。
想说明一点的是：在马三家邪恶势力最猖狂迫害法轮功学员时，当时有一些学员在磨难中没有守住心性，在被逼迫下违心写了诬蔑大法与师父的材料，我也是其中的一名。虽然已递出声明，声明神志不清时所说所写的一切作废，但毕竟我做了对不起师父的事，愧对于慈悲伟大的师父。在此也将自己一点粗浅体会谈出来：只要心正念正没有闯不过去的关，也没有趟不过去的难。
我的个人经历只是千千万万大法弟子当中普通一例而已，之所以写出来是想告诉不明真相的人们大法弟子在监狱受迫害的情况，炼法轮功没有错，作好人没有错，去上访也只是以和平方式向国家反映情况。国家既然设信访办这个部门为什么不允许老百姓上访？然而仅仅因为说句真话，大法弟子们却受尽了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折磨，到底谁在泯灭人性、亲情？强制大法弟子无法与亲人团聚的是谁？以罚款为由暴敛大法弟子钱财的又是谁？是谁在利用强权的法律犯罪？
这一年多来我所走过的劳教所，这些大队长持什么态度的都有，有的人甚至邪恶的说：“你们别炼了，哪怕回家卖淫嫖娼我们都不管。”有的说：“我们也知道你们是好人，但上面不让放，我们也没办法。”有的说：“你们撒个谎，写份‘三书’又有什么呢？回家偷着炼不一样吗？”宇宙大法岂有偷着炼之理，我们法轮功学员行的正走的正，所做所行所言一律光明磊落，在最残酷的迫害中我们坚定信念，坚持真理，舍尽一切为的是向世人讲清真相：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真正能使人得度的高德大法！
希望所有的人能从正面了解一下法轮功，不要被欺世的谎言蒙蔽。在这种铺天盖地的邪恶迫害下，如果一个人分不清正与邪，那是个人的悲哀；如果一个民族分不清正与邪，那将是整个民族的悲局！善良的人们啊，众多大法弟子用鲜血与生命写下的事实，难道还唤不醒您的正念吗？请将“法轮大法好”这一念装入脑海中吧，那么您生命的永远都将受益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