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0/12/28/6081p.html
华尔街日报：一个中国城市如何为掌控法轮大法而诉诸邪恶暴力
—— The Wall Street Journal：How One Chinese City Resorted To Atrocities to Control Falun Dafa
撰稿：伊安·约翰逊，华尔街日报记者
【明慧网2000年12月28日】 潍坊，中国――这个中国华北平原东部的尘积的公寓小区与拥挤的街道交织在一起的城市，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无足称道，但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是：本地警察经常将其居民折磨致死。 据受害者亲属及人权监督团体的消息，自从年初警察虐杀了一位58岁的退休者后，至少又有十名潍坊居民死于警察的拘押。所有死者都是法轮大法精神团体的修炼者，这个功法在去年被中央政府取缔。根据人权团体的报告，在全国13亿人口中，至少有77名法轮大法追随者现已死于监禁。潍坊的人口不足全国人口的1%，死亡人数却占全国的15%。 原因何在？ 答案来自根深蒂固的中国帝制，国家从那时就发展出的一套社会控制体系，至今仍被沿用着。它向地方官僚施加强大的压力使其与中央的意志保持一致，但在实施方面，则给予地方官员绝对的自由处理权。对于潍坊的官员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严格执行上面的命令，在他们管辖的地区彻底清除大批的法轮大法抗议者，至于采取什么手段，则没有限制。 这引发了一系列畸形以及最终导致悲剧的决定。在强大的阻止抗议者去北京的压力下，潍坊官员在北京安排警察驻守，拥有自己的监狱。他们把拘留者送回原籍的“转化中心”，在那里拘留者遭受殴打直至放弃他们的信仰或被活活打死。根据城市官员以及曾被拘留的人所说，自从高一级官员开始实施对下属警察进行罚款┄即每有一位抗议者到达首都，下属警察就要被罚款之后，警察的残暴行为就此升级。 除了对死亡原因做出解释外，该市的舆论还指出这类冲突的未来趋向。明年春天就是镇压法轮大法两周年了，北京仍未获得成功。中共建政50年来，任何一个挑战都远未持续两年。对该团体的镇压成为顽固政府和坚定信仰者之间的拉锯战。如同1989年天安门抗议，(拉锯战)在社会深层遗留了很多潜伏结果，并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痛苦过程中的又一标志。 潍坊看上去根本不象发生悲剧的焦点之地。的确，如果一个人想要寻找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的话，潍坊可能就是一个选择。它具有著名的历史，曾经做为商贸中心和丝制中国风筝的故乡。今天它是中国富裕省份之一的一个小工业中心，人均收入稍高于全国的平均值。 象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与其人口密度相比，潍坊给人的感觉比较象乡下。官方说，都市地区有八百万居民，但这包括了人口稠密的农村。 城区中心只有大约六十二万居民，街道上到处都是开着自家拖拉机到集市去的农民。如中国大部分地区，外国人还比较少见，以至于当有外国人走过时，人们会停下来盯着看。 (地图) 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很早就在本地深入人心，并于过去十年中在山东省这个人口密集的沿海地区迅速发展。一些人说该团体的山东组织者很有天份；另一些人注意到法轮功创始人数年前就曾成功地访问过该省。法轮大法，这个教授身体缓慢动作和与佛道思想一脉相承的精神训诫的功法，当然符合这一地区的精神传统：孔子的故乡曲阜，以及中国道家神圣的朝圣地泰山都在附近。 根据非公开的政府报告，到1999年，潍坊拥有在山东省密度最大的修炼人群，大约有60,000名追随者。城市的公园和广场经常成为成员定期集会的地方，他们一般每天早上集体炼功。这种聚会在1999年4月，当大约10,000名法轮大法修炼者在北京市中心举行抗议，要求政府承认此团体的合法地位后停止。中央政府于7月禁止了法轮大法；潍坊当局按照命令围捕了本地法轮大法组织者，并关闭公共炼功点。 追随者和政府官员说，最初，潍坊很平静。然而在去年11月，北京走过场式地审判了法轮大法的组织者，这激发了修炼者们到首都持续不断地抗议。就是那时，潍坊的第一个殉难者陈子秀到了北京。她被逮捕并被送回潍坊，然后被释放。今年早些时候，她再次被捕，目击者说她被活活打死。她的事件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华尔街日报上有过报道。 每月的杀戮 官员对陈女士的残忍暴行在那时看来还是一个极端的特例。酷刑在中国很普遍，但甚至陈女士的家人都认为她的死是一个异常现象――是因不幸遇到一个特别凶残的狱卒而造成死亡。然而从那以后，法轮大法修炼者定期在潍坊监狱去世，大约一月一名，因此使人怀疑这并非是某个个人的责任。相反，暴力看起来是有计划有步骤的，政策来自北京，地方具体执行。 由于全国各地的抗议者连续不断地涌入北京，北京的官员失去了耐心，一年前设立了杀戮的方案，认为有必要采取激烈手段进行镇压，他们使用了屡试不爽的办法加强中央命令的效力，该方法就是帝制统治数世纪琢磨的结果。 基于2200年前控制社会的保甲法，该体系将服从中央命令的责任推向街道社区，本地保长为其辖区内的每个人负责。在古代，这意味着一个家庭的家长或氏族的首领要亲自为纳税，供养军队和抓捕罪犯负责。 保甲法现在被变异用来实现更广泛的政治目的。当中共在七十年代末开始实施经济改革以后，它通过与农民或工厂厂长签订“合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农民或厂长缴纳一定的粮食或工业产品，但在经营方法上却给予充分的自由。到八十年代末，省领导也要签类似合同，个人为本省的粮食产量或保持一定低的出生率负责。 无人质疑 现在的问题是法轮大法。按照潍坊官员的说法，政府负责镇压的“610办公室”在1999年12月签发命令，告诉地方官员，如果不能阻止到北京的抗议人潮，他们个人就要为此负责。在过去一年中，无人质疑是采用何种手段达到目的的--只要成功就可以不择手段。 潍坊官员知道这一政策对他们意味着麻烦。中国有其他法轮大法追随者比较集中的地方，比如中国的东北┄这个团体的发源地。但他们离北京比较远。潍坊在北京东南，离北京只有300英里，尽管城市火车和汽车站已经预先设置了保安警戒，潍坊抗议者们仍然较容易到达北京。“没多久，警察就在火车站等我们了，所以我们开始骑自行车或步行去北京，”一个48岁的修炼者证实说，“骑自行车到北京大约需4天，走路需12天，我两种方法都用过。” 当抗议者的人潮持续到新年时，中央当局仍未找到替罪羊。山东省省长是62岁的吴官正。吴是中共21个政治局委员之一，这使他成为中国最有权力的人之一。但吴处境危险。多数政治局成员都是中央官员。只有两个地方官员在政治局，一个是吴，另一个是广东省省长，而广东的抗议者不多。这意味着吴成为政治局讨论抗议的会议的焦点。 “中央政府告诉吴省长他个人负有责任。他如果不采取什么行动的话，可能就会丢官，”一个潍坊退休官员说，“每个人都知道他承受的压力”。 吴很快就找到了转嫁压力的办法。首先，潍坊市官员说，吴召开了一个警察和政府官员的“研讨会”，确保每个城市的官员都知道后果的严重性。在会上，中央政府的指示被大声宣读。“政府指示我们限制抗议者人数，否则为此负责，”另一个政府官员说。 被警棍殴打 这样的手段很快导致滥施酷刑。数名今年早些时候被本地警察监禁的法轮大法追随者说，逮捕他们的人们告诉他们，持续不断的抗议已经危及地方官员的职位。“一个警察用警棍殴打我，”一名1999年12月被监禁的43岁的工人说。“他说我们该为他上司的政治难题负责。” 这位被捕者在北京遭到殴打后被送回家乡潍坊。城市官员说这样的逮捕对吴和省里其它地方影响不好，因为在北京被逮捕的人被中央安全部门登记，并记录下籍贯。统计结果被比较，抗议人数高的省份，如山东，受到批评。在潍坊殴打这些人或许会最终减少抗议者数量，但当局想要立竿见影的结果。 所以，今年早些时候，本地官员发明了一个计划以逃避北京对他们的表现的监督。象许多其它城市一样，潍坊有一个驻京办事处，功能是做为地方官到首都公干的落脚和休息的旅馆。潍坊将驻京办事处人员加倍到40人，并派驻了12个警察。他们的车可通过牌照识别，经常在抗议发生时停在天安门广场的街道两旁。 按照办事处一名工作人员以及被逮捕的法轮大法追随者的说法，被逮捕的潍坊居民直接被交给潍坊警察，由潍坊警察将修炼者拉到现在充当监狱的办事处。办事处人员监视他们直到他们被送回潍坊。这个安排对北京警察也合适，因为他们可以转嫁他们的工作负担。这也帮助维护了潍坊的面子，因为被捕者没有在北京监狱登记，因而不会出现在中央政府对落后省份的记帐本上。 “转化中心” 几乎没有被捕者说他们在北京代表处挨打。然而，他们被直接送到潍坊成立的七个本地“转化中心”之一，“转化中心”原来叫“教育与学习中心”。就是在这些非官方的监狱中，发生了虐杀。 使用这些“中心”的同时，正好另一个政策出台了。该政策可能是最终促成杀戮的决定因素：出于对经济受损的恐惧而导致了暴行。 除了危胁地方官员可能会丢掉乌纱帽外，吴的省政府同僚也开始向地方官员罚款。新花样很简单：省政府为每一个到北京去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罚市长和县长的款。市长和县长接下去罚政法委员会的领导的款，让他们承担责任。他们再罚村长的款，村长罚警察，警察负责惩罚。罚款金额每区不同，但是潍坊的一个区，政法委的领导为每个到天安门抗议的人交付罚金200元--相当于25美金。按照一个官员同僚的说法，假如他一个月工资只有200美元，这会造成他经济被罚破产的危险。 罚款是非法的，没有任何法律或条例有相关的书面规定。官员说政策是在政府会议上口头宣布的。“没有任何书面的东西，因为他们不想把它公开，”市政法委的一个成员说。 经济激励 因此，在有关酷刑受害者的证言中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他们不断地被索取钱财以补偿他们所付的罚款。比如，潍坊的第一个受害者，陈女士的家人就被告知缴纳241美元的罚款以释放陈女士。当家人犹豫不决时，陈女士则在又被监禁一晚后被打死。 其他殉难者家属或被监禁者讲述了类似故事。比如，在最近死于潍坊的被监禁者玄成喜事件中，两名在他去世前照料他伤口的人说，玄成喜在官员一再向他索要钱财后被虐杀。所有他的家庭成员都是法轮大法修炼者，并且都失去了工作，所以无力支付罚款。目击者说，警察因此用橡胶棒殴打他，并将他浸入冰冷的水中达数小时，然后他昏迷并死亡。 潍坊市官员中，有许多人私下里担心镇压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但他们说没有一个对死亡负有直接责任的警察被谴责。他们说，实际上，刑讯陈女士的三个官员反而被升职，因为他们帮了本地当局一个忙。无人质疑他们。 按照本文作者采访的家庭成员和目击者的说法，累积的结果就是，有11名法轮大法修炼者死于潍坊监狱今年的滥施酷刑。一个香港的独立人权监督组织，人权与民运信息中心已经证实了又一例死亡，使得总数达到12人。根据该中心，山东其他地区还有12人死亡，共24人殉难。下一个高死亡省份为黑龙江省，14人。 从国家角度来讲，给予这种自由度的中央政府也应该为其他死亡负责。法轮大法声明共91人死于警察暴行。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大赦组织说总数为77人。 除了造成死亡外，该政策还驱使人们转入地下活动，令人们失去工作和家庭。比如，曾在市政府任职的两名法轮大法追随者被迫离家出走。象数十名其他追随者一样，他们因担心被捕而到亲戚那里住。 他们的女儿，也是法轮大法修炼者因为拒绝放弃信仰而被赶出大学，目前一家人从一家流浪到另一家。“这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是不是？”她问一位来访者。“政府应该对我们宽厚并让我们合法化。我们就要求这些。” 如此系统化的暴行对社会的影响难以估计。没有任何一例死亡事件在中国媒体上报道出来。只有直接接触镇压的人们才知道镇压的范围和残暴。在国家的13亿人中，大多数人不明真相，许多人接受了政府媒体的解释┄即法轮大法是“X教”和一个精神控制组织，因此必须不惜代价予以镇压以维护稳定。 但对潍坊这样的小城市，死亡的消息被悄悄地传播着。在城市的著名风筝博物馆里，当馆长被问及有关杀戮的事情时，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没有人能谈论这些事情，”他说，一边解开一盒具本市特色的，以明亮色彩的丝绸包裹的木制风筝，“但是很多人知道这事。” (以下为华尔街日报关于法轮大法的系列报道) 一个女儿在中国寻找正义的崎岖艰难之路(10月2日) 本文译自：http://interactive.wsj.com/articles/SB977788919381437043.htm
联合国报告认定中国对使用酷刑负有责任(5月8日)
中国警察逮捕被残杀的法轮功成员的女儿(4月26日)
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天，陈女士都说，修炼法轮功是一种权利。(4月20日)
(其它语种翻译可参考：http://clearwisdom.ca/eng/2000/Dec/27/NMR122700_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