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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能再沉默了
【明慧网2000年10月14日】 我是一名学生，得法整两年了。在过去的一年里，大法与师父遭受魔难与诽谤，我并没有走出去。因为我不愿给国家与社会添乱，我知道那段时间里社会局面十分不稳，我也不愿使校方领导无辜受牵连，他们有他们的妻子与儿女。我在被转化时只受到恐吓与诱导，未遭强烈行为。事后我照常学法炼功，也不避开同学，至今未受实质性干扰。 从我记事起，我总在冥冥中觉得要在世间找到一些什么，十余年从未停止，甚至都不太明白我要找些什么东西。所以我尽量浏览各种书籍，思维体系随之屡拆屡建屡建屡拆，其痛苦程度难于言表。因友人的介绍我遇到了大法，一切尽如潮水汹涌澎湃，其欣喜顿悟原来十几年来寻找的东西就在这里，更为奇异是一日早间被丝丝缕缕的音乐唤醒，于是找到了离我不近的当地炼功点。炼功前我的医疗证用了很多张，之后至今一页未用。 这里的辅导站长大多是妇女，他们做工作时经常说“我是这么悟的”，出现问题后他们先找自己的原因，然后再问其他学员“你是怎么悟的”。他们从未收过我一分钱，反而我常受辅导员的恩惠。我的大部分书籍是友人赠送的，还有一些是自己在书店买的，我得到的师父的单篇经文合起来也有一小本了，没有人向我要一分钱。这里很多学员的行为感染着我，我相信他们是好人，非常愿意与他们在一起。 我记得89年我十三岁，因对待学生运动的立场第一次公然与父对立，我坚决的站在了党和政府一边。应当说在此之前以及之后好几年里，政府没有白教育我。随着我长大，越来越发现教材与实际简直风马牛不相及，这说明我还没白活，我想为自己活。 99年4月25之事我坚持认为一定是国家领导人受蒙蔽了，因在此之前政府实行的一系列措施尤其是总理锐意改革深得民心，使人民看到了希望，我们上访澄清事实，相信政府能妥善解决好这件事情。然而7月发生的事情实在令人寒心，我一下子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好几天处于麻木状态，我拿出书来一字一句仔仔细细看，实在找不出一句象媒体宣传的那样的话，然后对照媒体宣传的事例一件一件去剖析，它的绝大多数事例本身的起因与大法的精神是大相径庭的。我真实的体验到最大的谎言编造者是记者，也真正体验到在我们中国什么叫政治，以及使我明白了为何大法一开始就要求弟子不参与政治。 正是大法遭受的迫害使我紧紧的跟随大法；正是他们的诽谤使我认定李洪志大师就是我的师父；正是他们的打击使我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与我得法有直接关系的一位朋友在宣传中坚决站在了政府一边，他也承认修大法的的确都是好人，而且也确能使身体健康，但他劝我脱离大法。可是我的身体从羸弱多病到持续的健康有力根本不是所谓的运动或任何药物的功劳，人不能过了河就拆桥啊，的确是大法修炼出现的效果。最使我不能违背良心的是，由于不能再容忍自己善良可欺，我发狠锻炼自己残忍，若不是大法及时救渡，我真不知自己今后会滑到哪里去。就是这种利国利民的功法却被当权者指为邪教，如何让我一个学子再来比照党和国家在我心中的形象，如何让我理解先烈们浴血奋战得来的果实今日之面目？我常常徘徊于"茶馆"里常四爷的一句话：我是爱我们大清的，可是谁又来爱我呢。我们都是爱我们中华的，可是我们又是怎样被对待的呢。 那些劳教判刑送精神病院的数据以及致死名单，是否是体现了党对我们的教育与关怀；打打骂骂刑具折磨是否就是人民公安的工作方式，普天下怎知狱吏为尊，一时间江姐刘胡兰小萝卜头的剧幕居然人间重演。原以为总会有法有天，可谁曾想到那世间阎罗城隍正在我党把权当。大法有冤无处可伸，师父遭诬无门可告，但无论怎样，小民心随大法，决无反顾。 当我向同学提及“十一”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他都来不及念及触目惊心的暴力场面就反问我为何要在“十一”这天去，难道要等到我们千百万弟子被抓被虐才是可以揭露真相的时候，难道要等到我们大批被杀才是可以请愿的时候，而且要拣个日子！难道到那时候才足以使你觉得事情有点严重? 这不禁使我想起二战时的日本，他们的男人被鼓舞去参加圣战，他们的女人被激励去履行慰安，他们的人民都去做了。而我们的领导人口说一个人群是邪教，我们善良的人民也信了。这也使我想起布鲁诺说愚迷亚力士多德的僧侣们是驴子，我们整日学习却从不想我们被灌输的是不是正确的东西。 我们党的宣传一直是成功的，早期的宣传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以后宣传文革，现在宣传邪教，是否党的威望会成于宣传，而又败于宣传呢。毛泽东时代过去了，人们敢于也能够正确评价这位伟人，现在的时代也会过去，谁将会给自己画上耻辱的一笔，现在似乎已然昭著。 一次次变本加厉苦苦相逼，一撮人的私欲代替了国家的意志，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我自己编辑材料我自己去张贴，我也要发表感受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同时我更加迫切的呼吁我们的党和政府能够禁止江泽民一伙人祸国殃民的行为，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 大陆大法弟子
200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