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本职工作中修“真善忍”
我出身农民家庭，靠所谓的个人努力，走上了高考、考研之路，当时总抱着成名成家、光宗耀祖的名利心。修大法前，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对自己有利的事愿意多干，对自己没多大好处的事则不愿为之。
修大法后，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本职工作。
一是发自内心地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工作不再是为了获取个人名利，对个人的利益得失看淡了，领导让干啥就干啥，也不向领导提个人要求，任劳任怨，努力工作，不争名、不夺利，做到与人为善，与世无争。
二是工作不分份内份外，凡有利于党和政府、有利于群众的事就尽量干。如咨询某些政策，按说这不属于本职，但我总是热情解答问题，尽力让咨询者满意，因为我想如果以大道理打发别人或对别人态度不好，这不符合炼功人善的要求，也会影响到政府形象，我多花点时间不要紧，只要群众满意就行了。
三是以一颗善心和负责任的态度对待群众来信来访，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对待群众来信，实际情况是层层照转的比较多。我觉得群众给我们来信说明他们有困难，应善意地帮助解决问题，如果都层层照转，信访制度也就成了摆设。本着这一思想，我几乎认真阅读了交来的每一封来信，能够依法查处的，向领导建议交地方查处，解决了很多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
尽管单位有正常的信访机构，但还是有来访群众直接找到了我。对他们，我像对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认真接待，耐心解释政策，即使遇到死缠不放的来访者，我也照样不急不躁，妥善处理。曾有一位来自湖南、多次进京的上访者找到了我的办公室，我就她反映的情况认真做了解答，告诉她找所在企业的领导反映情况、陈述意见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不要再劳民伤财进京上访了。听说她生活困难，我当即掏出100元钱让她买些食品，她非常感动，甚至对我跪了下来。对上访者反映的问题，我尽力帮助解决。如一位深圳来的打工妹，经信访处交我接待。她的情况比较特别，因工厂长期加班加点，晚上下夜班后精神恍惚，跑到厂外一在建楼房上摔下来，腿摔断致残，非常可怜。可按政策又不完全算工伤，工厂虽给了一点赔偿，但不足以支付昂贵的治疗费用。我认真听完陈述后，又与主管工伤保险的有关同志进行了商量，感到虽然事故不是在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发生的，但与工厂长期加班加点是有直接关系的。经请示领导同意，与深圳联系，后来由有关部门领导出面与工厂交涉，发动职工募捐，解决了上访者的医疗费争议。
对于上访，我认为这是群众正常反映情况的一个渠道，是有困难需要政府解决，我打心眼里没把他们当成什么闹事的。实际上恰恰是一些基层的同志工作不到位造成了他们的上访，如果都按政策办、耐心细致地做工作，有谁愿劳民伤财不远千里来京告状呢？由于我以善心对待来访者，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化解了矛盾。我这样做，起到了维护党和政府形象、维护社会稳定、密切与群众联系的作用。但坦言之，如果不是学了法轮大法，我恐怕是不会多管这些“闲事”的。
2、 按修炼人要求，在公出活动中做廉洁自律的公务员
修炼法轮大法后，在因公出差时，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收纪念品，严格自律。
一是与过去决裂。学法轮大法前，在公务活动中，对于纪念品，有时半推半就也收了，得到了很多不该得的东西，累计加起来，可能有1000多元钱的礼品是自己没花钱的。炼功后，感到这些东西是自己不该得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同时，也看淡了钱财。便以法轮大法学员身份给希望工程邮去了2000元捐款，还给郑州来京治病的大学生寄去了1000元捐款。
二是不再收礼。凡我单独出差或带队出差，绝对不收礼品、礼金。如一次我奉命带队到某市检查工作，临行前，接待人员坚持要送我们每人一箱葡萄酒及一些当地特产，价值当在500元以上。我与同行的另一位同志商量好，坚辞未收。接待的一位基层领导感动地对我说：我参加工作十多年，你这样的是第一次见到。还有一次去某省开会，会后该省有关同志出于感谢，临行前坚持要给我一个红包（有多少钱不清楚），我亦坚辞未收。
三是出于各种原因实在不好推辞的，妥善处理。能上交的，就上交登记或交给部门使用；有些食品、果品容易腐烂，不好上交，我就在报销差旅费时少报销一些票据（如机场费、过桥费、出租车费等）作为补偿，坚持不沾国家便宜。近二年来，仅少报销的机场费可能就有三、四百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知道了李洪志老师讲的“不失者不得”的道理，按法轮大法修炼者的高标准要求自己，从而发自内心地不沾国家便宜，这与党和政府所倡导的廉洁自律的要求是相一致的。
3、 思考与建议
（一）法轮大法教人做好人，做一个真正的好人。难道社会、国家不是好人越多越好、坏人越少越好吗？政府公务员不是做好人的越多越好、贪官污吏越少越好吗？法轮大法教人走正路、做好人，是宇宙中最正的。法轮大法学员修炼后，普遍祛病健身，心性境界提高，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我认为，科学与迷信不应是推想出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群众的修炼实践实实在在地证明，法轮大法是科学，是真正的科学，而不是说教与唯心。
（二）当前，国家正处于转制时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应多方化解矛盾，把人民群众都团结到国家建设上来，不能够激化矛盾。可是一段时间以来，局部地区和个别部门的所作所为却不是这样的。我们经历了反右、文革、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诸多运动，好不容易拨乱返正，发展了20年，来之不易。我认为我们应该冷静地分析矛盾，化解矛盾，顺乎民心,维护社会稳定！
（三）法轮大法修炼者“永远不参与政治、不干涉国事，真修向善”，只是修炼做好人，做更高境界的好人，而绝对与政治不沾边。他们不会反对政府，充其量只是在受到不公正对待时善意地反映情况、陈述意见。他们是在国家宪法规范和保护的公民信仰自由的范围内，信仰法轮大法的理论，按此修心向善。对这些修炼向善的群众，我建议政府在不带任何框框的情况下多渠道进行调查研究，深入到炼功群众中去，倾听他们的心声，看看他们炼功后身体方面、心性品质方面有什么变化，了解他们修炼后究竟对社会是有好处还是有副作用。事实上，修炼法轮大法对国家、政府、社会、个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作为法轮大法修炼群众中的一分子，出于对党和政府负责任的态度，在此我由衷地建议与希望：请给法轮大法正确的对待，有关部门切莫再做执法犯法的事，给修心向善的修炼者一个宽松合法的修炼环境，取消对《转法轮》及其他法轮大法著作的禁令，允许其出版发行。
相信政府会对法轮大法有一个顺乎民意的正确对待。
北京大法弟子
1999年7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