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12月8日大陆消息】

进京上访、勇敢护法的成都某地区三名大法学员和成都某公司五名大法学员于12月6日晚被押解回成都，受到成都双林警方的严厉拘留和苛刻讯问，大法弟子仍然丝毫不为所动，更加坚定。办案干警受到上级压力，面对如此顽强的大法弟子又无可奈何，普遍情绪低落。

另，成都市郊县七名法轮大法学员前日抵达北京，在某处开始弘法。

上周末我们这一地区的辅导员约二三十人在一起进行了交流,去北京上访的学员谈了他们在北京及在拘留所里的体会,感到在那样的环境中提高的很快,执著心也放得快;在家里的学员也谈了从身边做起,堂堂正正修炼的体会。
大家讨论今后如何组织大家集体学法炼功的问题,怎样多通过交流使更多的人从偷偷炼的状态中走出来,敢于在任何环境中堂堂正正地表明自己坚修大法的态度。

今天我们许多学员又在一起交流了七月二十日以来的体会,这是七月以来我们这儿第一次这样大面积的学员在一起交流,学员们从早上八点一直交流到下午三点,中间读了广州九九中国法会的资料,大家都是流着泪在听。通过交流原先怕心很重的学员一下子提高上来了,大家都表示要走出原来那种胆胆突突的状态,堂堂正正地修炼,还要鼓励更多的人坚定修炼,争取早日大家集体走出去炼功,证实大法的正确和表明我们坚定修炼的心。

【明慧网】

As Americans, we have always strived to advance these rights and valu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just as our founders sought a brighter future for our Nation, we envision a better future for our world. One of our most powerful tools in realizing that vision has been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which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pproved in December of 1948.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is document, which owed so much to the courage, imagination, and leadership of Eleanor Roosevelt, reaffirms in tone, thought, and language our own great charters of freedom. To honor Mrs. Roosevelt"s legacy, and to acknowledge those who follow her example of commitment to human rights around the world, last year we established the Eleanor Roosevelt Award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51 years since the adoption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the United Nations has developed numerous legal instruments that specify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contained in the docu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made encouraging progress toward improving human rights for people of all nations. Today, more individuals than ever before are living in representative democracies where they can exercise their right to freely choose their own governmen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esponded vigorously to halt ethnic cleansing in Kosovo and is helping the people of East Timor not only to achieve legal recognition of their independence but also to develop the institutions they need to thrive as an independent and secure state. But despite this heartening progress, there are still many regions of the world where human rights are daily denied and aspirations to freedom routinely crushed. Our work is still far from complete.

Rising to these challenges, we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strengthened our commitment to improving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To enable the world community to react more quickly to genocidal conditions, we have established a genocide early warning system. We continue to fu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hat respond rapidly to human rights emergencies. And we have created an 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 to help implement the human rights treaties we have already ratified and to make recommendations on treaties we have yet to ratify.

We also continue to be a world leader in the fight to eliminate exploitative and abusive child labor. Last week, I signed the instrument of ratif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the Worst Forms of Child Labor, declaring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 we simply will not tolerate child slavery, the sale or trafficking of children, child prostitution or pornography, forced or compulsory child labor, and hazardous work that harms the health, safety, and morals of children. Through these and other initiatives, America continues to reaffirm both at home and across the globe our fundamental belief in human dignity and our unchanging reverence for human rights.

NOW, THEREFORE, I, WILLIAM J. CLINTON,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virtue of the authority vested in me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do hereby proclaim December 10, 1999, as Human Rights Day; December 15, 1999, as Bill of Rights Day; and the week beginning December 10, 1999, as Human Rights Week. I call upon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celebrate these observances with appropriate activities, ceremonies, and programs that demonstrate our national commitment to the Bill of Rights,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for all people.

IN WITNESS WHEREOF, I have hereunto set my hand this sixth day of December,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nineteen hundred and ninety-nine, and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two hundred and twenty-fourth.

WILLIAM J. CLINTON

【明慧网】 下面我谈一下上访过程中悟到的一点体会。

我想我们作为法轮大法的弟子，也就是法中的一分子，应当时时刻刻和法联系在一起，那么当大法在人间遭到如此破坏、师父被通缉，我们的同修为了向世人和政府证实师父的清白和法轮大法的伟大时，被无端地打骂和虐待，受尽了折磨，可是他们还是在用善的一面不计个人得失，不畏艰难地向政府和世人证实大法是正确的、不是说教与唯心，直到被送进监狱，还在坚持学法炼功，那么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如果真是一个真正的炼功人，对这一切还能无动于衷吗？不要说那是他们自己的难，不要为自己放不下的执著找借口，因为他们在走证实大法的路。如果你真是法中的一分子，就应当时时和法在一起。针对你个人的磨难你要忍受，可是给宇宙中一切生命开创了不同生存环境的宇宙大法在人间遭到如此破坏、传授我们大法的师父被通缉，我们的心还能无动于衷吗？如果你还能不动心，如果真是那样，我不知道我们的修炼还有什么意义？

有人说：护法是神的事，各个空间都有护法神，那么人类这一层的法由谁来守护呢？如果是神来守护的话，那么常人谁还敢来破坏大法？不要想通过什么外在的力量来维护大法，不要想通过什么神迹来达到证实大法的目的。如果真是那样，我们这些修炼人的位置如何摆放？师父说过：我们的修炼是和正法分不开的(大意如此)。师父在海外曾呼吁各国政府和善良的人们关注一下在中国发生的法轮功问题，那么，那些善良的人们和关注法轮功问题的国家是不是在摆放他们的位置呢？如果是通过什么社会力量和善良的人们改变这一状态，那么我们这些修炼人的位置又如何摆放？

我们作为法中的一分子，维护大法是任何人都取代不了的。在大法遭到破坏、师父被通缉时，我们还能坚定实修吗？不要把自己放不下的执著找借口，不要把自己的“修炼”看得那么重，因为我们所修炼的大法正在被人破坏；不要把自己的“圆满”看得那么重，因为我们的师父在遭人类责难。师父为度我们脱离苦海，不惜在人间遭此磨难，我们作为弟子又谈何修炼？证实大法的路虽然艰难，要放下世间的很多东西，可比起伟大的宇宙真理还有什么值得我们留恋呢？宇宙的一切都是大法开创的，没有大法就没有一切。师父在《位置》中讲到：“一个伟大的修炼者就是能在重大考验中，放下自我，以至一切常人的思想。”我们作为弟子，应当首先做什么？如果还在想自己的修炼，如何提高，那么是不是自己在给自己安排修炼的路呢？真正修炼的路是师父给安排的，提高的环境是法给开创的，我们只有证实大法、维护大法，不带有任何自己的目的，无所求地去做，那才是真正提高的因素。

有人说“上访”是有为之事，不要去做，那么我们为了生存，在人间所做的一切是不是有为之事呢？那为什么还要去做呢？证实大法的事为什么就不去做呢？难道这只是怕做有为之事吗？还是因为上访的路艰难，证实大法的路难走，而找借口掩盖自己放不下的执著？如果真是这样，那谁也骗不了，只能是骗自己。

师父曾经讲过：“度人唯有求正才能去你们的执著心”。那么上访的路、证实大法的路是不是在求正呢？当然求正的路上满是艰难，也正因为难，在求正的过程中才能放下一切执著。要想全部放下，一两个过程是不够的，很多功友抱着有求之心走出家门，没有达到目的以后，就再也不想出去了。经文《再去执著》中写到：“为什么就不敢再放一下，再走一步哪？”如果什么事一做就成，谁都去做了。我认为自己树立了正确的认识：人间的法得不到证实，我是不会停止上访的，直到活动自由的失去和生命的终结。

我在多次离家上访的过程中，真正地悟到了生命为什么伟大？只因为是法的一分子。我们的修炼为什么了不起，是因为和维护大法联系在一起。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几点体会。

某省法轮大法弟子
1999年12月6日

【明慧网】我叫李其华，男，1918年明历6 月6 日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高桥乡叶家田村 的一个贫农家庭。我于1928年参加当地的苏维埃革命活动，1931年参加红军，在医院当勤务兵。1934年随红25军长征到陕北，1936年入党。1937年8 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我先后任八路军三四四旅军医处司药、医助、医生、二十三团卫生队长。解放战争期间，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双城兵站医院院长，师、军卫生部长。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任志愿军后勤部一分部医管处处长、第三十八军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长。1953年调入第一军医大学学习，1959年毕业。此后任后勤学院卫勤系主任，第四军医大学副校长、政委，第二军医大学校长，总后卫生部政委，解放军总医院院长。立过大功，多次受奖。1984年离休。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并两次参加了李洪志老师的讲法传功学习班。

正因为这样，有些人对我修炼法轮功不理解，特别是有的熟悉我的老领导、 老战友不理解，有的亲戚朋友也不理解。他们怎么也不明白，像我这样一个有着六、七十年军旅生涯的老共产党员，怎么到了耄耋之年，倒信起佛来了? 特别还是一位搞了一辈子医疗工作的高知识阶层者，居然也走入了“修炼”的行列? 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对此，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做一点说明，以解一些人的不解之谜。

一、法轮功不治病，但却治好了我老伴的病，使我走上了修炼的路。

1993年 以前，我对法轮功一无所知，当然也就说不上炼功了。但是，我老伴得法后很快从一个重病人成为一个健康人的巨大变化，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引起了我深刻的思考后，我才对法轮功的学习重视起来。随着认识的提高，越来越悔恨自己开始起步太晚，心性提高不快，悟性差。我老伴叫赵丽彬，1946年参加革命。由于各种原因，她炼功前多病缠身，冠心病、青光眼、高血脂、多眠症、肝炎等等，长年吃药，简直就是药篓子。反正守着总医院，看病、吃药也方便，但仍然不去根。不但不去根，反而身体越来越糟糕，心电图检查发现，她的心前壁、侧壁、后壁 T 波都是倒置的( 代表明显供血不足，严重的心脏病) ，脸色青黄，嘴唇黑紫，只能靠药物和吸氧维持生命。那时，我们家放着两个氧气瓶，楼上楼下各1 个，以便保障老伴随时随地吸氧。她当时连上自家的二楼都喘得不行，中间还得歇一歇，有时生活不能自理。

可是自从炼功学法后，她的这些病都渐渐不治自愈。1993年4 月，她从儿媳 那里听说了法轮功能祛病健身，觉得挺好，还听说老师正在办班，所以就在当月 29日走进了法轮大法之门。可当时我不信，心想这么多年凭我在总医院的条件，都没治好你的病，参加个气功班就行? 根本不相信。可她学法炼功不久，身体和精神都发生了根本变化，青黄的脸逐渐变得白里透红，黑紫的嘴唇变成粉红色，精神也好了。后来她又连续跟了李老师的两个班，随着她学法炼功的不断深入，不久她的病全都好了，到现在已经5 年多不用药，与医院无缘了。

老伴的亲身变化，对我心灵的震憾太大了。我不得不思考：我所在的解放军 总医院，技术、设备虽不敢说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但也是国内外数得着的。就这样也没治好老伴的病，而她学法轮功那么短时间，不用打针、吃药就全好了，这是为什么呢? 这些问号不断地在我脑中翻腾。事实胜于雄辩! 我从怀疑、观望、关心到想亲自试一试，就这样我也走进了法轮功的修炼行列。

说到我，一方面还得从医生、医疗说起。由于工作需要，我参加革命几十年 几乎都是做医疗救护工作。为此，解放后，组织还特别关心我送医大攻读医学专业6 年；到过日本、西德参观、考察，也曾治过、救过成千上万的人。

另一方面，我也和古今中外的所有中西医工作者一样，并不能保障自己不得 病。战争年代，特别是长征路上，我患胃肠炎泻肚，经常反复发作；还一直患疟疾，天天打摆子。当时红军没有治疟疾的药。在陕北劳山战斗中缴获的药品有亚砒酸，钱信忠院长叫我挖甘草熬膏配成亚砒酸丸( 量非常小) ，服用后再没发病。 1994年核磁共振查体，发现我的骶椎骨有东西，家属和孩子们都异常紧张，多方会诊、检查，一会儿肯定，一会儿否定。但是，我不把它放在心上，照常修炼、炼功，几年来没有发生任何情况。到1995年11月4 日，突然我右手握不住笔了，经CT拍片发现左侧硬脑膜下出血、有血肿。于是急诊住院，经会诊要作开颅手术。我要求再观察观察，看看症状如有发展再作不迟。果然以后没再发展，也就没动手术了。经保守治疗一段时间，低烧不升不降，各种检查和药都用过了也不见好。后来老伴悟到，我们是炼功人没有病，咱们别住院了，回家吧。可是当把意见跟主管的主治医生一说，他说什么也不答应，还是医疗上那一套说法吧，特别又是自己医院的老院长，说词更多了，什么低烧容易引起这个病、那个病，都是说的挺危险。但我们心里很明确，这都是对炼功人的考验，就看我们对法坚定不坚定了。所以老伴就直接找到主管医疗的院领导，说我低烧，用药也没退，也没再升，各种检查都做了，还是查不出什么，不如换换环境，回家观察几天，如不退再回来。这样院领导点头了我们才出院回家。结果到家第二天烧就退了，从此再也没有反复。

这使我这个从医几十年的人也迷惘过，因为这些情况用现代的医学理论、医 疗技术根本解释不了。后来我通过学习《法轮佛法〈精进要旨〉病业》一文和《转法轮》第七讲；以及老师在美国讲法、悉尼讲法中的法理。老师对病的来源、表现、发展，法轮功对身体的清理等等，说的再清楚不过了。这里我从亲身体验中告诉大家，一定不要用常人的认识去套气功，要改变观念，因为气功不是常人中的理论，法轮功更是“超常的”，所以要用超常的理对待。因此，只有真正把自己当做修炼的人，真正按照炼功人标准去做，大都会给你一个奇迹的。无论你是常见病、多发病，也无论是顽症、绝症、疑难病，只要真正把心放下去看书，一般都能取得祛病健身的功效。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我作为一个老党员、老红军，从事60多年的医务工作者，郑重地向一切患者进一忠言：放下心事，真心地读一读《转法轮》，炼一炼五套功法，不管你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病症，都能收到不同程度的，甚至是意想不到的效果，因为这已经在成千上万的炼功者身上得到了证实。实践已经证实的东西不就是科学吗? 所谓的理论不也是为了认识事物解决问题吗? 正如国家体育总局伍绍祖局长，在1996年1 月20日人体科学工作会议上指出的：“原则不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事实才是出发点”。“科学不仅要解释已知的，更要探索未知的”以上就是我转变的起点。

我还要告诉在大家，关于炼法轮功吃不吃药的问题。就我所知，李洪志老师 及其所有的论著，都没有说不让人吃药。他只是说，你炼到一定程度，心性和身体素质达到一定标准，自己觉得可以不用药时，你就不需要吃药了。这从医学角度也是说得通的：我是医生、司药出身。药是为祛病的，通过炼功你自己觉得没有病了，或虽有些症状顶一下也能过去了，那时不用药是最好的。因为“是药就有三分毒”，它能祛病也能损害身体，药量大了、多了，身体也要中毒的。所以药品，哪怕是补药、药膳，能不用时最好不用，因为它毕竟不是粮食，更不是美味佳肴，这个误区一定要解除。同时，对修炼法轮功“不让吃药”的误传，一定要澄清。

二、信马列能否再信法轮功

我的行动已经说明我对此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有的人不 理解我。其实质是对法轮功的误解、误区；说直了，也是对马列主义的一个误解、误区。下面我就这个问题谈4 点体会：

1 、马列主义是人类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她第一次系统、深刻、 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理论问题，而毛泽东思想是进一步发展了的马列主义，她的精髓更适应了中国的实践。这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领袖对革命理论的卓越贡献。这是毫无疑义的。

我从1928年参加儿童团算起，至今整整70个年头了。几十年中，我从亲身经 历深深体会到，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我在炼功前信马列主义，信共产党，信毛泽东，我觉得没有错，而且现在我仍然认为没有错。特别是在黑暗的旧社会，她确实起到了鼓舞、教育、激励人的作用，使许多人为之奋斗、牺牲，前仆后继而不后悔，我至今也不后悔，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深深地感到是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江泽民使中国人民的腰杆子硬起来了。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才真正感到骄傲，才真正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豪。这一伟大历史事实，我们永远不能忘。我们要永远让她发展下去，保持下去。

现在，我修炼法轮功，是因为李洪志老师讲的大法，不光是局限于地球上、 太阳系、银河系之理，而是宇宙之理；而且不只是一个宇宙、小宇宙之理，而是许多许多体系中的无数的宇宙之理，是大宇宙、更大宇宙、特大宇宙之理，所以他能解开许多千载之谜。觉得这也没有错。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人认识到他的正确性、真理性。法轮大法必将大得人心，更加深入人心。

2 、要弄清什么是“迷信”。

因为不断有人在说、在传法轮功是“迷信”， 不但指责创始人李洪志老师，也指责我们这些许许多多修炼法轮功的人是搞“迷信”。

那么到底什么是“迷信”呢? 李老师在《法轮佛法〈精进要旨〉何为迷信》 一文中是这样讲的：“现代的中国人真有谈此迷信二字色变之意了，因为很多人把不相信的事统统说成是迷信。其实迷信二字是“文化大革命”时被披上了极“左”的外衣，是那时对民族文化破坏力最强的一句话，最可怕的大帽子，也就成了那些头脑简单而又顽固的人一句最不负责任的口头语了。甚至那些自称的所谓唯物主义者，把一切他知识以外的，或者科学还没认识到的统统说成是迷信。按照这种理论认识事物，人类就不会有进步了，科学也不会有发展了，因为科学的新发展与发现，都是前人还没认识到的，那么这些人是不是自己在搞唯心呢？人一旦相信了什么，那本身不就是着迷了吗？那有人对于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相信是不是迷信呢？人们对偶像的崇拜是不是迷信呢？其实迷信二字是很普通的名词。一旦人们着迷地相信了什么包括真理，就是迷信了，没有贬义，只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打击别人时，把它披上了一层所谓封建的内涵，成为鼓惑人心的一句具有战斗力的话了，更能煽动那些没有头脑的人随和了。
其实那所谓的迷信二字本身是不应该被这样应用的，被强加的内涵也是不存在的。就迷信二字所言不是坏事，军人不迷信于纪律就没有战斗力；学生不迷信于学校、老师就得不到知识；孩子不迷信于自己的家长就无法教养；人们不迷信于自己的事业就无法干好工作；人类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的规范，那么人心就会无善念，而被邪念所占据。这时的人类就会道德急下，在邪念的作用下会人人为近敌。为了满足私欲而无恶不作。而那些把迷信二字披上所谓反义内涵的坏人，虽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可是却很可能从人的本性上破坏了人类。”( 《法轮 佛法( 精进要旨) 》41～43页)

李老师的话，对所谓的“迷信”二字阐述得再清楚不过了。而我只是想告诉 读者，我一贯信仰马列、信仰共产党、信仰毛泽东，不是盲从，是坚信，不是 “迷信”；现在信仰法轮功也不是盲从，同样是坚信，也不是“迷信”。其实所有学炼法轮功的人，都没有像有些人指责的、片面理解的那种所谓“迷信”情况。这些人自己在还没有弄懂“何为迷信”真正涵义的情况下，就挥舞着一顶所谓 “迷信”的大帽子到处乱扣，是很伤人心的。这不是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的真正品德和作风，还是改一改的好，思想领域宽松一些好，人说话，天塌不下来。现在，我们国家随着经济腾飞，市场繁荣，物产丰富，生活富裕，人们思想更活跃，精神更振奋，更要用新的观念、新的精神面貌走向21世纪。

3 、法轮功是不是宗教?

这也是某些人的一个疑问。这里，首先要明确什么 是宗教。现行《辞海》对“宗教”的定义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在其发展中，“宗教也相应地产生了具有约束力的宗教机构( 如教会等) 和权威性的专职宗教首领；而各种教条、教规、仪式、神学、宗教哲学等等更加完备起来”( 《辞海》缩印本1010页) 。根据以上的定义衡量法轮功，结果如何呢?

李老师在《法轮佛法大圆满法》中指出：各辅导站“是专一组织辅导修炼的群众性实修组织，坚决不搞经济实体和行政机构式的管理方法。不存钱、物，不搞治病活动。松散管理。”辅导员“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守住心性，互助友爱”，“义务教功”，“不求名利”。各总站“要带头遵守国家法纪，不干涉政治”。大法学员“更不得参与任何政治性争端及活动”；“在传法教功时，绝对禁止收费、收礼”等等。( 香港版《法轮佛法大圆满法》140 ～151 页) 。

李老师还在《大法金刚永纯》中明确指出：“法轮大法不是宗教……，传给世人目的是为了修炼，而不是为了搞宗教”( 《法轮佛法( 精进要旨) 》91页) 。 就我所知，法轮功完全是大法无形、松散管理。我们炼功数年来，各辅导站没有半间办公室，没有一张办公桌，没有一个专职负责人员和一部电话，也没有张老三、李老四的花名册，没有文件、档案。人人都有一份常人的工作；炼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就是在常人社会中磨炼。这里哪有丝毫宗教的影子呢? 所以，有人无故的把“宗教”甚至“邪教”的大帽子硬扣在法轮功头上是极不负责任的，是毫无道理的，也是违法的。即使是宗教，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更何况明明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那些指责法轮功是“宗教”、并想以此搞垮法轮功的人，恰恰暴露了他们自己对法律的无知。他们这样干，不仅伤害了数千万法轮功学员的心，更主要的是帮了国外攻击“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践踏人权”的忙，败坏了中国的声誉，丢了伟大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脸，这种事以后还是不做为好。

4 、法轮功信佛、修佛就是“迷信”吗?

首先，要弄懂什么是佛。李老师说：“这个“佛”不是迷信。这个“佛”是梵语，古印度语。当时传入我们中国的时候两个字，叫做“佛陀”，也有把它译作“浮图”的。传来传去，我们中国人就省略了一个字，把它叫成“佛”了。翻译成中国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觉者，通过修炼觉悟了的人。这里哪有迷信色彩? ”( 《转法轮》20页) 。

至于说另外的空间、生命体，这也不是迷信。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从自 己的日记中，查到1995年3 月24日《解放军报》第五版，有这样一篇关于英国权 威学者在宇宙深处发现一片巨大的酒精云的报导，因为我是医务工作者，对此有兴趣，作了日记。报导说，其体积之大，“足以把全世界的海洋填平成千上万次 ”。“其重量达100 万亿亿吨，如果用它制成啤酒，按每人每天喝170 吨计算，那么可供目前全世界的人喝10亿年”。这是科学家用光谱分析发现的。那么，这酒精是哪来的，谁造的，怎么形成的? 等等，都是疑问，但又是科学家发现的事实。举这个例子是说，宇宙太大，太奥妙，不能说我们现在还没认识的，用现代科学目前还无法解释的现象，就都认为是邪的、歪的，离经叛道、越轨的等等，统统都说成是“迷信”，不能这样认识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类科学，也都是不断发展、完善的，人类的认识史、发展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三、法轮功直指人心，对“两个文明建设”是大有补益的

我从七十年的军旅生涯中深刻体会到：得人心者得天下；反过来，失人心者 失天下。共产党、毛泽东，之所以在那样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能够大得人心，也是那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正体现在了“说得到，做得到”上。而国民党的800 万军队，有外国支援，却输在了小米加步枪的革命军队手里，根本原因仍然是他不得人心。如今，在改革开放20年后的今天，中国大地几乎人人都得到了实惠、好处，是物质利益的受益者，然而在这样大好形势下，有的人道德反倒不如战争年代的艰苦时期了。为什么呢? 也是人心不行了。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给人们心灵上带来的创伤是特别巨大的。现如今，在经济大潮的负面作用下，有的人琢磨的就是钱、如何捞钱，而不是想干好事情，不是为民富国强干出一番事业，而是尽想歪点子，为了钱什么坏事都敢干，什么党性、原则，什么国格、人格，什么道德、良心，那值多少钱一斤? 一切几乎都沾上了铜臭味。这些东西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绝对没有；在真正共产党员的身上也找不到；战争年代、五六十年代的光荣传统中也不是这样。听说在部份年青人中流传着信仰危机、信心危机、信任危机的说法。如果真是这样很危险的，也是令许多老一代革命者真正担心的。因为青年人代表着未来，代表着希望。如果像那样，我们祖先，我们千百万九泉之下的革命烈士也会死不瞑目呀。

然而，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李洪志老师传出了高德大法《转法轮》。我和 老伴在1993年北京第10期学习班上，我第一次听到这样高深的大法后，就被李老师的“往高层次上带人，真正地往高层次上带人”的法理吸引住了，被老师的深奥、科学的宇宙法理震惊了。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明确“修炼心性是长功的关键”，要求炼功者要看淡名利，“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这些法理对于人类道德的回升和两个文明建设都是十分有益的，我被这治本之法、治心之法振奋了。这是老师的威德，是大法的威力，是我们的缘份使然。我苦苦追求、探索、思考一生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医学中生命科学的问题，社会科学的问题，都在《转法轮》一书中迎刃而解了，而且从我得法以后，再也没有动摇过。因为我的思想境界可以说来了一个升华和提高。其实还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就我所知，我所在的北京老年学法组，人均年龄70多岁，80岁以上者就有好几位，其党龄都有几十年了，许多是被称之为“老革命”、“老干部”、“老科学家”、“老教授”的高领导和高知识阶层，这些人也都不是盲目的、不是头脑简单的，而是经过认真思考后，走进修炼法轮功队伍里的。他们也是和我一样，在古稀之年才得到李洪志老师的大法，都感到太幸运、太有缘、太珍贵了。同时大家也都有个心愿，原我们的老战友、老同事、老领导；愿我们的中年一代、年青一代，少年一代，也都能放下常人中“僵化了的观念”、“固有观念”，排除各种障碍，细心静气地读一读《转法轮》，炼一炼法轮功，然后自己再想一想，我们这些老者说的是否有那么一点儿道理；想一想，大法对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到底是有益还是有害。

最后，我想引用名作家蒋子龙先生在《玉缘》一文里的几句话：“神秘是一 种无法解释的现象。无法解释的现象不等于不存在。眼下不能解释，不等于将来也解释不了。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也不等于就是迷信。科学才有多少年，佛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现象，出现什么神奇的现象都不足为怪”。蒋子龙先生的这些话，也是我想说的话。

我真心地祝愿有缘之士，都能尽早修炼法轮功!

李其华是80多岁的老红军，解放军301医院的老院长，著名医学专家。他从1993年就开始修炼了法轮功。起因是老伴重病几十年，自己身为院长给予了最好的医学治疗也无济于事。而老伴学法轮功不久沉痄即消，他惊叹于大法的神奇而听了李洪志的讲课，深感法轮功是真正的、更高的科学，他像坚信共产党一样坚信法轮功。江泽民对4月25日震怒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亲眼看到法轮功队伍中有身着军装的军人。之后他给政治局和军委写了数封信和谈话，决心要彻底清查法轮功。他特别点了部队3个人，首当其冲的就是身份最高的李其华。于是这个80多岁的老人受到高压，组织上天天找他谈话，逼其检讨并放弃修炼。

江泽民大肆镇压法轮功稍前，随中央文件传达的、在群众中产生轰动影响的李其华的"检讨"是怎么出笼的呢？那原是组织上找他谈话的记录稿。组织上的人采取疲劳战术天天找他，要他在这份记录稿上签字，他本来一直拒签，指出那上面很多话不是他的本意。但来人天天找，天天磨，给老人弄得疲惫不堪。来人求他：你就签了吧，签了就没事了，你也能休息，我们也能休息。被逼无奈，老人就签了字。而实际上随文件宣读的"检讨"与签字的记录稿还大有不同，前面大段文字是人家代笔的，老人根本不知道。并且即使签字了老人也没得到休息，仍然是天天有人找谈话。并且他的一切行动都被组织上派来的三个人严密地监控起来，不准下楼，不准接电话，和外界隔绝开了。后来有传说，三个监视人之一的那个替老人写了大段"检讨"的人，有一天一觉睡过去就没有再醒来，暴死了。可能是"现世现报"了。

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８０多岁的老红军李其华在党组织的种种"帮助"下，可以将他的文字上的东西翻上一万翻，但他们老俩口几十年来守着总医院却病痛缠身，而炼法轮功功后不久即“不治自愈”、“５年多不用药，与医院无缘了”的铁的事实，又岂是矢口否认得了的？又岂是“难以理解、难以接受”、和一句主观唯心的“这可能吗”所能抹煞的呢？

【明慧网】有一位南京来的母亲，她姓姚，带着四个月的孩子来到北京，之后将孩子放在住处独自上访去了，至今没有消息，很可能已被抓遣送回原籍。

99年12月4日，我和一个功友到了外地上访功友的住处。北京12月的天气很冷，功友们住的是平房，屋里没有生火，也没有床，只是地上铺了薄薄的褥子。我看到一间小屋里，唯一用木板搭起的一张床上睡着一个胖胖的小婴儿，小婴儿脸冻的通红，我好奇地走过去，小婴儿睁开眼睛，突然亮开嗓子哭开了，洪亮的声音就像嘹亮的小军号，我回身问一位功友：“这是谁的小孩？他多大了？”功友告诉我，他才四个月，他的妈妈是从南京来的。我请他叫来这位母亲。见到她一眼就看出她是那种清秀的南国女子，交谈中她轻声细语，眼神中却透着坚毅。她说她来晚了，本该早出来护法的。十一月底她就抱着四个月的儿子来到了北京。目睹这一切，我真想把她带回家，让她和孩子住在暖和一点的屋子里。

两天后的下午，在一个功友家里听说这位母亲留下孩子自己上访去了，不知晚上能否回来。第二天，孩子的母亲真的没有回来，两位北京的功友就去把孩子接往家中。接孩子的时候，功友们正拿馒头喂他，他们说这孩子，馒头、白水什么都吃，还很听话，哭了之后，只要给他看师父的法像或是听师父的讲法就不哭了。两位功友问这位母亲叫什么，但没有人知道，只知道她姓姚，孩子的小名叫申申。这位母亲临走时嘱咐功友：不要将孩子送回家，这孩子是来得法的，希望孩子能留下来和功友们在一起。望着这胖胖的小婴儿，来接他的北京功友说：“你娘真伟大，阿姨去天安门还带上了小姐姐，没有你妈妈放的那么干净。”

大陆学员 1999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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