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这样一颗护法，助师正法的心，我和几个日本学员一起经上海来到北京。到北京后，遇到了许多外地来的大法弟子，他们怀着一颗法不正过来，誓不回家的心，一直坚守在北京，风餐露宿，吃尽了苦难，而且每天都有外地的学员辞了工作，抛家舍业，为助师正法，不断地来到北京，每天的上访弟子不断。看到他们为了大法舍尽世间的一切，也引起了我的思考：在大法危难之际，我是否也应该舍尽世间的一切。当时北京的情况非常严峻，交流中得知有几名清华大学的学生因坚持修炼大法而被迫递交了退学报告。经过几天交流后，又看到中央电视台不停地以捏造的证据在诬陷师父，攻击大法，我决定一定要站出来向政府反映真实情况，于是我和另一个日本学员于10月22日下午来到了前门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从远处就看见信访办的门前停着许多警车，大门口站着近百人，都是从各地来的便衣警察。当时我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坦然前往。刚一到门口，呼拉一下警察都围了上来，听说我们是从日本来上访的很惊讶，似乎他们是头一回碰上国外弟子上访的事。其中一个警察看见我胸前戴着法轮章很生气，说你胆敢带着这个东西在北京走来走去的。我说我从上海到北京一直戴着。他接着就说了一通诬蔑师父和大法的话，说你还敢来上访。我就对围观的人群说，法轮功是好的，李老师是最好的人。一个警察让我摘下法轮章我不摘，他一伸手扯了下来，摔在地上使劲地踩。我把踩坏了的法轮章捡起来，痛心又善意地跟他说：你不要再这样造业了，这样对你很不好。
我们被带到山东驻京办事处，从那里我的同伴就被带到山东去了，被扣留了十几天。我则被带到天津驻京办事处，其间我的随身物品被严格搜查了两遍，法轮功书籍被强行拿走。后来用专车把我押送到天津我家所属的派出所，那时已是夜里1点半了，两个警察(都是50岁左右)不辞辛苦一直不停地“教育”我，说这个功怎么怎么不好，害死了多少人，骗了多少钱，叫我不要太单纯上当受骗，耽误了学业等等。我说我炼功快一年了，我的师父没要过我一分钱，却无私地给我调整身体，我得到的太多太多了。他们要我写保证书，说写了就马上放我回家。我不答应，他们看我很坚定，就不停地“教育”我，希望我转变思想。听着听着我有些烦了又困了，天目里显现出一些我最不喜欢的虫子，我明白了我不应该烦，他们在帮我过关，让我提高心性，我应该感谢他们才是，他们被国家的宣传机器所蒙蔽也很可怜。而且他们也确实是真心实意地想“帮助”我，非常负责。这样到了第二天早晨，开始笔录。警察没收了我携带的三张10月2日在东京集体炼功及弘法游行的照片，并询问了游行的经过，对游行横幅上的标语一一作了记录，包括“法轮大法 真善忍”，“还法轮大法清白”，“释放法轮功学员”，“停止虐待学员”等。我一看这也不错，上访不成，公安局记录也一样。警察说如果你再无悔改之意，我们只好取消你的护照，不能让你回日本了。我平静地说，我既然来了，就听你们安排了。
我在天津工作单位的书记也被找来了(我不认识)，她严肃的“教育”我，要我与政府保持一致，不要“执迷不悟”。我说做为一个公民有上访的权利，我没有做非法的事。他们又给我念7月20日以来发的通告和规定，说不许为非法组织鸣冤叫屈。我说你们坚持说我违法，我也只好听任处置了。她又劝我考虑自己的前途和孩子的前途，说被关起来就什么都完了，只要你不炼功跟李洪志划清界限就没事了。我马上回答她说：法轮功是非常好的功法，我不会停炼的；李老师完全是被诬陷的，他是最无私的人。她一看实在“教育”不了我，就走了。
因为我没有书看，又不让炼功，我只好绝食，要求读《转法轮》和炼功。没人“教育”我时，我就在心里背“论语”。晚上我的丈夫被找来了，因他是常人，看来很难理解我的所作所为，我知道我的家人因此而担惊受怕，但我们炼功人有更高的理来看待这一切。一人炼功，家人要受益，不失不得，他们也得付出，承受一定的苦难。所以我的心是平静的。看到我毫不妥协的样子，他们也无可奈何了。次日早晨6点钟，他们把我的东西还给我，从天津开车送我到北京机场，一直送我上了去日本的飞机。
这次上访的经历是我永远难忘的，在北京的外地大法弟子们为大法付出一切的举动深深地触动着我的心，为了助师正法，护法我能舍尽世间的一切。这次上访正是师父安排我过舍尽世间这一关。只要你有一颗坚信大法的心，什么关什么难都挡不住你。世间的舍尽对我们修炼人来说只是个时间问题。我深深体悟到师父所讲的我们的修炼是跟正法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助师正法，护法过程中，也就是我们在重大考验中修炼自己，提高心性的过程。师父说炼功人有心炼功无心得功，我没想着自己的境界的提高，只是为护法而走出来。但该你得的你都能得到，无求而自得。其实这么一个环境难道不正是给我们弟子们在磨难中尽快提高的最好环境吗？
我知道在今后修炼道路上还要继续助师世间行，勇猛精进。
一个日本学员
1999年11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