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96年11月修炼法轮大法的，得法之前，我有多种疾病：神经官能症、严重的内分泌失调，严重的肾炎和关节炎等等。
我的病表面看起来好象不是什么大病，其实，平时没有发病时每月都要吃贰佰多元的药物，并且还要保养好，比如：平时吃东西很挑剔，要吃好的，每天要保持9小时以上睡眠，还不能干重活，不能生气，否则，其中一个问题不注意，就会引起多种病的复发：全身浮肿、心慌、头痛、通宵不能入睡等等，由于长期如此，造成家庭经济拮据，引起家庭纠纷。造成家庭分裂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按照老师给炼功人提出的标准去修炼，去同化宇宙特性，半月后，我所有的病症全部消失，不但给我节约了经济开支，而且工作效率也很高了，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还感觉很轻松。一人能顶两人的工作；不但身体受益，心灵也得到了净化，不再象以前那样工作起来斤斤计较，遇到矛盾就高声吵骂，勾心斗角等，而且无论领导分给我多少工作，都能轻松愉快地干好，从中我体会到：没有大法，没有老师，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
可是没有想到4.25事件以后，大法开始遭到破坏，破坏的形式是一步步升级的，起先是公安局放出话来，说法轮功要取缔，要被定为邪教等等。我听了很吃惊，也很纳闷。以前我学很多气功，没有哪个气功能象法轮功这样认真讲修“真、善、忍”，讲“德”的；而且只要真正按照标准去做的，法轮功一炼就祛病，净化心灵，我家乡以至全国那么多的例子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怎么还要被定为邪教呢？我不理解，但我们很清楚我们受了益，是大法、是老师救了我们，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我们能等闲视之吗？我们要为大法、为老师去洗刷不白之冤，哪怕一点点工作我们都要去干。
于是，我们召集全县辅导员切磋，决定以更大弘法形式去证实大法好、如何好，让千千万万的人都了解都来学，都能证实。我们一面组织区乡学员城里弘法，又组织城里人到乡下，无论睛天落雨，街边或哪个田坎上，只要能站人的，每星期两次必不可少，有时刚站好队就下大雨，但想到大法这么好，为了早一分钟让该得法的人得法，也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去早日证实、弘扬大法，我们不顾一切站在或坐在街边，田坎或广场上，冒雨弘法，有时长达四小时。
雨水浸透衣服，冲红了眼睛，始终无人退却，这个时候，凶恶的警察也感动的倚在房檐下，一动不动地看我们把功炼完，结束后还问我们为什么那么拼命，连七、八十岁的老人、几岁的小孩都这样，我们乘机给他们介绍了大法。我们从中悟到，破坏大法的执行者--警察，也应该是我们弘法的对象，他们虽然是执行者，但从某个角度看也是受害者，他们也是人，也是老师普度中的人，为何被遗忘？难道我们还要和人计较么，说不定在对我们迫害中得法呢。于是，我们组织了二至三人每隔3、5天去给他们谈修炼后的体会、送书、送资料，给他们放老师的录像等等，他们提出疑惑或不明白的地方，我们就针对地读老师的书作为回答，遇到他们发火吵架时，我们就笑嘻嘻地等他们吵完后再给他讲道理，直到他们口服心服。
由于我们弘法抓的紧，新学员越来越多，有时一天增加几十个，也由于我们弘法抓的紧，形式多样，那段时间，我们学法炼功减少了很多麻烦，虽然公安局不许我们在任何地方弘法，并每次弘法周围站满了警察、便衣，用刺耳的警车喇叭大声长时间警鸣，用水车恐吓、把路边的河水洒向学员的脸、头及全身，或有侦探侦察我们学法和切磋的地方，但学员们一直对大法坚信不疑，公安人员一直没敢把我们怎样，我们照样集体学法炼功，直到7.20事件以后，当地公安部门通知我们，如果我再出来学法炼功，他们将采取最恶毒的手段惩罚我们，说这是上面的指示。
这么好的法，这么好的老师，处处教我们做好人，竟遭到如此恶毒污蔑和禁炼，我心里非常难过、悲伤，但是我想到，悲伤的泪水不能解决问题，必须用善的一面：炼功、上访等形式尽力向政府证实大法是正的。于是，7月23日，学员（几千人）自愿到重庆广场炼功、上访。没有想到，那里早已聚集了几百名警察，他们到处驱赶学员、见到不走的就打，见到有人找他们讲道理的也打，有一个学员的脖子就被抓得没一块好肉，而一部份学员被警察象老鹰抓小鸡似的抬起来象扔石头一样“咚”的一声甩在车厢里，然后搜尽他们的钱财、一车又一车拉到了一百多里以外的河边上，像倒东西一样倒在地上就跑。
我一向热爱的祖国、敬仰的警察，竟是象电视片上演的反面人物对待老百姓那样残暴地对待一群无辜的好人，令我难以接受，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政府不是提倡精神文明吗？而我们修炼人众所周知，比精神文明者还要好，政府不但不加以保护，还要打击，而社会上贪污堕落、吃喝嫖赌、打砸抢、治安秩序很不好不去狠抓治理，却对一群好人那么仇恨，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那段时间，我非常痛苦，我为大法、为师父而大哭了几次，后来我想起警察说过，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上面的压力，如此，我无心再工作，和区乡辅导员切磋好后于8月31日晚到北京上访护法，到北京第二天，我在天安门广场有幸遇到长春、大连功友，一见如故，就地切磋修炼之事，只坐了十来分钟，围着纪念碑的流动岗警察瞪着眼睛狠狠地咬牙切齿地看着我，当时我很坦然，因为我明白这个时候我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我在此并没有高声喧华，更未做坏事，所以仍然和功友们切磋。大概又过了十来分钟，有个警察打着手机，喊来了警车和七、八个警察，强行把我叫上车，关进了牢房，登记到我的时候，我想到我无钱再到北京，又心愿未了，就不愿说出我的家庭住址，就被一个警察抓起我的头发用力狠狠的打了我两耳光，歇了两分钟，又狠狠的打了四、五个耳光，一面打一面问，打得他满脸汗水，又歇了几分钟，又狠狠一拳打在我的下巴壳上，顿时，嘴唇和舌头都被打破了，上嘴唇当时就肿起来，翘起老高，嘴流着血。隔了几分钟，进来一个衣裤不整、吊二郎当就象社会上的地痞流氓一样的青年男人来劝我，一面劝一面用很长很脏的指甲狠狠插在我的右上胸的肉里，使劲卡着把我贴在墙上，象卡住了我胸里某根神经，既不能吸气也不能出气，痛得我动弹不得，足足卡了我几分钟。第二天，我的右上胸变成了紫色，不能接触，挨上就痛得不行，我的整个右脸成了黑紫红的花脸，右脸一片红。三天后整个脸的手掌印还清晰地一个叠一个印在脸上，而嘴和脖子老远就能见到紫黑一片。
警察把我押回壁山县派出所，关进了牢房，饿了我四顿饭。第三天公安局对我进行了审讯。审讯的内容是：①为什么到北京，哪个时候走和谁走，谁是组织者，为什么要上访，还说：“法轮功已经定性了，明明规定了不准上访，不准三人以上聚集……你们偏要这样做就是犯法，就是扰乱社会治安……我们不管你们是不是好人，上面定了的就是法，再做就是犯法……凭你们几个，还兴得起什么啊……”我以善的方式，以我亲身的例子给他们介绍大法如何好，好在哪里，一一介绍给了他们，驳斥了电视上对大法的污蔑，并用历史见证回答了他们说中央定了的就是对的例子，我是这样回答的：66-79年间，文化大革命谁敢说不好，后来如何？伟大的毛主席、谁敢说他怎样，为何后来有人说了犯错误？邓小平为何三起三落？还有全国出现的冤案错案后来又为何来个评反？既然历史中的伟大领袖人物都会犯错误，难道说今天的领导就不犯错误么？我们修炼人并不想兴什么风浪和常人作对，但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向中央讲清楚，我们大法如何好，如何正，师父是怎样教我们做好人的……作为老百姓，哪些功好，哪些功不好我们最清楚，因为我亲身证实了，不但我受了益，我全家都在学，既给国家节约了药费，又给自己节省了开支，难道还错吗？我们既做好人，又更好的工作，哪方面都比常人好，还叫我们不学，还要遭打击。请问，你们是愿好人多还是愿坏人多？如果是愿好人多，那我们就应该学。审询人听后语塞，从内心发出一句：“你说话也有哲理哩。”尽管如此，最后还是以扰乱社会治安，还有什么什么罪拘留了我15天，还不算在北京和待审的几天，把我和刑事犯关在一起。
在15天里，我静静的找到我十几天来我那不好的心，并和各种刑事犯人接触、交谈、弘法。15天和他们的关系非常融洽。
15天满后，四个警察对我进行了恐吓，说什么干脆把他弄到精神病院给整一下，免得再犯，还说，这些人要服打、只有打才能打出口供来，又说，再到北京那就不是拘留的问题。
恐吓完后，我单位领导把我接回单位，在政府的压力下，对我进行了三天学习班学习。我未回之前，早已组织了一个专人小组，等我一回单位就实行24小时监控，就是：睡觉在会议室，有专人陪着，大小便有人跟着，吃饭有人送，要什么有人采购，总之，不准我下楼半步。
上班后，我的怕心出来了，我找到了原因，逐渐去抑制。大法被定为邪教后，我心里很忧虑：一是想上北京，又觉得领导对我这么好，放不下那颗心，二是我离退休只有1个月了，是否离了再走？但又想到大法遭到这样的磨难，难道我能等一个月吗？那几天我确实感到过一天是多么的长，心里又老惦记着大法、师父、常常想着就哭。思前顾后总也走不出来，一天夜里，我突然从收音机里听到王志文等4人被逮捕的消息，我突然醒悟我早该上北京，为何迟迟呆在家里？我是大法弟子吗？我为我的那颗不好的心造成的失误而痛苦了一晚上，当时就打电话通知能通知的辅导员来城里切磋此事，一切该做的做完后，放弃工作第二次来到北京，准备为大法献出自己的一切。
大陆法轮功学员 余吉树
1999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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