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轮功的处理最明显的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就是不能实事求是，不敢实事求是。法轮功的健身强体、提高人的道德修养水平，因而利国利民的整体效果明明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国家体育总局也曾通过调查研究作出过符合实际情况的专业权威性结论。这一切，当权者不会不知道，可是却一定要用编造故事、罗织罪名的方式，把法轮功搞臭。在没有道理地将法轮功定为非法组织之后，还想更进一步，把法轮功定为邪教组织，结果逼迫社会中最稳定，最严于律己的人群不能不一次次地到各地政府乃至中央政府所在地上访，要求党和政府能够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纠正对法轮功的错误处理。由于违背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原则，因此法轮功这一本来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变成了当权者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如果认真下去，就必须时时保持高度警惕，严防中国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的任何地方有人炼习法轮功，一经发现，马上出动警力抓人，抓了人之后无法定罪，因为他们只是在一起伸伸胳膊伸伸腿，并没有任何扰乱他人扰乱社会的行为，就凭着伸伸胳膊伸伸腿就要判罪，恐怕任何朝代任何社会都没有如此严酷的法律。那么怎么办呢？只好再放出来。放出来要是还炼呢？那就再抓、再放。这无形中给国家公安造成了多大的压力？
《人民日报》网络版近日刊出海南海口市８月８日又有法轮功群众集体炼功的事件。而且据报称“海口‘8·8’‘法轮功’练习者非法聚集事件的幕后策划组织者已经受到严肃查处，其中少数顽固不化的骨干分子已被逮捕。”这样的事颇为引人注目，已经宣布为非法了的事，已经在新闻媒体上批倒搞臭的事，为什么还有人如此不怕死地坚持呢？难道在法轮功被宣布为非法之后，始终未曾停止过的各地群众到政府部门上访，到北京上访，就不能使当权者重新考虑一下对法轮功的处理是不是有问题，有不妥吗？就一定要一根筋拗到底吗？本来法轮功的炼功与学法都根本不影响任何人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他们在一起学法，也无非是想在提高心性方面有一种互相的交流和促进；他们在一起炼功，也无非就是想能够更好地坚持下来并受益。把法轮功宣布为非法，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的处理方式，不但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而且使当权者自己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失掉了任何可能的下台阶，不能不处在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境地。
中国当权者在对法轮功的处理上，沿用的仍是群众大批判的政治运动的方式。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不等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就是要求所有人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他们不懂得如果提出这种要求，那么肯定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左”倾幼稚病。如果他们真懂马克思主义，他们就应当明白，凡属思想性质的问题，以任何行政的、强制的、法律的手段去解决都是不合适的。而法轮功中属于形而上的信仰的东西，并没有超出中国任何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宗教。它让人们珍惜生命，过道德的生活，以坦然的态度面对人生的幸与不幸。可是，中国的当权者却连中国宪法对公民信仰自由的尊重都不想认可。当权者的思维逻辑是这样的：我认为它是迷信，它就是迷信。我说它害人，它就是害人。那些自杀、杀人、有病不治而亡的例子都找出来、拍出电视来了，你们还有什么可争辩的？还不信？岂有此理！
更为荒谬的是当权者自己不能实事求是，也提倡各基层部门不要实事求是。采取的办法是施加高压，逼着修炼法轮功的共产党员和国家在职人员说假话。先把“下台阶”摆好：只要宣布与法轮功组织划清界限，就可以“解脱”。这样一来，就有些修炼了法轮功的人在会上宣布：我拥护党的决定，我与法轮功划清界限。可是要知道说这样话的人未必是讲真心话，他是在压力之下迫不得已，他回到自己家里还会炼功，还会看他的《转法轮》。这样讲假话的人就算过了关了。可是也还有对党更忠诚，做人更认真一些的人，他们对自己诚实，对党也诚实，因而不肯讲假话。他们坚持说：法轮功没有组织，我没有加入过这样的组织，也不存在划清界限的问题。我就是觉得按照真善忍做人处世于人于己于党的事业都有利而无害，我就是不赞同将法轮功定为非法，……。对于这些人，当权者说，帮助他们，限期让他们表态，如果不能站到党的立场上来，就要对其进行组织处理。可是也就真有那么一些为了真理敢舍命的共产党员和公务员，抱定一个主意，怎么处理那是组织的事，我必须讲真话。可是这些真话，因为不是骂法轮功的，当权者拒绝听，拒绝的潜台词是：我已经说过法轮功是歪理邪说，是非法组织，你们怎么可以有不同看法？你们怎么敢有不同看法？实际上是说，当你与当权者看法不一样时，你讲真话是不容许的，讲假话是受欢迎的。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吗？是货真价实的马克思主义吗？显然不是。为什么一定要把法轮功打倒呢？其实最深的原因也最简单，就是当权者“面子”问题，什么国家的前途命运、什么为了安定团结都是为维护自己的面子而找借口而已。
４．２５事件发生之后，当权者不是把检讨自己工作，找出自己工作中的不妥，以恰当的方法，更好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保全自己的面子放在第一位。由于一开始认识问题的出发点就偏了，因此把法轮功上万群众去反映问题，要求给法轮功以合法地位的事想当然地内定为类似“六四”那样的政治事件，看成是向党的领导地位挑战。立起一个风车，然后同它开战。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一面在报纸上公开一种较为宽容的政策，一面脚下使绊儿，布置各地公安和主管部门在不少地方给法轮功炼功活动制造麻烦。群众当然会以公开的政策为依据去找当地政府出面制止制造麻烦的行为，于是出现了４．２５之后据称有300余起“冲击”（没有标语口号，没有任何冲撞，没有任何“出手”行为,只是默立或蹲、坐）各地政府的“事件”。这些“事件”出现的首要原因是政府内定的对付法轮功的口径和政策有问题。而其数量之多，其实只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当权者在处理法轮功问题上不全面不稳妥.这些矛盾本来是应当引起当权者反省对法轮功的处理是不是有问题，可是当权者非但不找自己不足，反而将这些上访当作了定法轮功为非法组织的理由之一：破坏稳定。毛泽东早就说过，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妥也会激化或转化到反面去。中国的当权者，不检讨和纠正导致矛盾激化的决策失误，反而欲擒故纵，将错就错。当按照一开始定好的调子找到“足够的”“证据”后，来一个，你们看我有多英明，早就料到法轮功不单纯，是不是？这使人不能不想起，毛泽东从1962年起对阶级斗争严重化程度估计过高，导致下面许多人去找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证据，最后毛泽东根据这种找出来的“事实”，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现在的当权者在法轮功问题上正是在重演这个“先定调，再入号，造舆论，必打倒”的老戏路，只不过毛泽东的出发点确实是不想让中国和平演变，而现在当权者的出发点则是，决不能让自己丢人。这种为保全个人面子，以个人一己之见为全党全国定调的做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吗？根本不是。
这里顺便提一句，中国有些知识分子真是可怜啊，他们曾饱受文革之苦，却仍然不能唤醒自己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他们一次次地被人运动，再去运动别人。在公开的场合，他们都宁愿把自己的认识水平降低到当权者的水平，甚至甘愿充当为当权者吹喇叭、抬轿子的角色，而一点不觉得自己在辱没自己。他们不遗余地地去论证当权者定下的调是如何的正确、如何的及时、如何的深刻。却不敢放开脑子想一想，他们所学到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如此的荒谬、机械与浅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当权者有更包容的胸襟，更广阔的视野。法轮功最根本的东西其实很简单：让人按照真善忍做人。这有什么不好的呢？每当看到美国一些州府或市府将一些荣誉的称谓颁发给李洪志先生时，就免不了从内心要对中国深深地惋惜：为什么我们中国当权者糊涂到如此地步，竟然分不出明显的好坏了呢？如果真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具体分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人们能按照真善忍做人办事，那么不是有益于健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巩固吗？就算是人们迷信佛，总比迷信色情，迷信金钱，迷信暴力，迷信权力有益吧？更何况那么多搞自然科学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党的工作多年的高级干部能够相信并修炼法轮功，为什么不先找他们聊聊，弄弄明白他们的修炼与他们的自然科学研究是什么关系，弄弄明白他们的修炼与他们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是什么关系再做处理呢？为什么一定要教条地把一切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套在自己的思维框架中，听不进别人讲一点不同看法，并且一定要通过各种手段把不同手段堵住呢？那些被推上电视表态说“法轮功能给我们种出粮食吗？”“能给我们盖出房子吗？”的农民工人受到观众耻笑，也许他们不会知道因此也不会感觉痛苦；那在精心剪辑炮制出来的“４．２５真相”电视片上加上自己绘声绘色的旁白的播音员，因为那是他的工作，他也不会痛苦；那些因一等科学家、理论工作者不肯做这种落井下石的事，而被找了去在电视上胡砍一气的二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虽然义不容辞地完成了当权者交给的任务，但是他们大多会难受，日后会为他们在电视上不懂装懂而恶心、而后悔。
当权者为了自己的面子而迫使中国不明真相的人民依据电视上告诉他们的情况，按照当权者定下的调子表态、丢脸，这难道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吗？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治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名存实亡了。所谓的政治，已经成了中国当权者手中的一根大棒。其实，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还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都不影响一个人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同样无论一个当权者如何标榜自己代表无产阶级，代表广大人民，无论他用了怎样肉麻的、高超的、现代的手段来粉饰自己，如果他人格上卑劣庸俗，没有领袖的胸怀、气度与品质，他终究会被人民、被历史所唾弃。
我对电脑很外行，只知道用它可以编写文章和寄发电子信件。始终搞不懂一篇文章在网上被“贴”在什么地方是怎么回事。我很希望有人能把我这篇文章贴到中国当权者能看到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