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 我是大连某大学博士研究生，学大法已快3年了。

7月22号以后，政府给法轮大法作了许多恶意的报道和歪曲，使大法在人间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看到这些，我心里很难受。作为大法弟子，大法比我生命都重要，我觉得我应该站出来维护大法，为大法正名。这样，7月底，我开始在外面公开炼功。我想用自己的行动来向别人表明大法是正确的。过了两三天后，我就在我们原学生炼功点上炼功，时间是早上6:00~7:00。开始时，有人说我和政府对着干，有人说公安局要抓我，给我心里造成了较大压力。我想到李老师说：“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这样渐渐地过了几天就不在乎了。

8月10号左右，在我炼功时，校公安处的人找我，叫我不要在公共场所炼功。我心中知道这是师父给我设的一关，看我在压力面前还能不能坚持炼下去，维护大法。这一整天心中想的都是明天还要出来炼，一定要过好这一关，心中压力很大，一直放不下。后来我悟到：想过好这一关也潜在的存在着一种自私心理：老想着自己提高，也不对。我想，我就这一颗维护大法的心，为了大法，我可以付出一切；不一会儿，心中的压力就减轻了许多。第二天照常出来炼功，校公安处的人也来找过我，后来就不管了。这样，我在外面炼功一直没有间断。

8月初，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并告诉我说研究生院的领导让我交大法书和写思想报告。我想我决不能交书，也不能写我今后不炼功。因为那样会破坏大法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会影响一批人对大法的坚定信念。我觉得我们修炼人应该“真”，不应该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而说假话。这样，我写了一份反映我真实想法的思想报告，内容主要是：1、法轮大法是宇宙的真理。2、我们没有任何组织。3、我们不参与政治。4、所有活动我自愿参加。他们看了后，就没有再就这事找我。

8月底，学校开学，这样，大约有十多个学生开始在炼功点上集体炼功。第一天，校公安处的人把我们带到公安处约一个小时。第二天炼功时，又把我们带到公安处，校系领导威胁我们说再炼就开除。我们学生对大法很坚定，说开除也要炼。第三天，我想我应该走出去，到市里炼功点上去炼功。于是我到市里某公园炼功，当时和我在一起的共四个人，时间是早上5:50，刚炼一会儿，警察就把我们带到公园派出所，他们要我们保证以后不再到该公园炼功；而我们却向他们弘法，并说，不论怎样也要炼功。他们就把我们四个人送进了南关岭看守所，非法行政拘留十五天。

大约在看守所里呆了近五天，我父母亲、姐、姐夫、小外甥共五人从家乡赶到大连来劝我写保证书，只要写保证书就能出去。我知道这是师父要考验我对大法坚定的心。在提审室里，家里人、学校老师、警察都劝我写保证书，软硬兼施。后来我父亲生气了，一把把我的眼镜摘下来，说你要不写保证书我就死在你面前。我当时没动心，扭头对旁边的警察说你应该管管这事。我父亲一看没有效果，就不吱声了。我母亲和我姐跪着，哭着劝我不要炼，我也给她们跪着，这样过了好一阵子，她们也不吱声了。当时心中较平静，劝他们回去好好看看《转法轮》这本书，说不论怎样也要炼法轮功。

对这事，有人不理解，我觉得大法高于一切，我不能因为我的保证书给大法抹黑；在大法和尽常人的孝道这两者之间，我只能选择大法。

在看守所里，我们大法弟子开始偷着炼功，后来被看守所的所长知道了。9月6号下午，所长把我们四个牢房近二十名大法弟子叫出来到走廊上站成一排，威胁我们说谁在牢房里炼就收拾谁。然后逐个指着鼻子问：“你炼不炼？”，当时有五个人站出来说要炼。所长叫我们五个人把裤子和内裤都脱了，面对墙壁站成一排，叫人给我们每个人屁股上打十五皮管子，打的时候很疼，但没有一个人哼一声。打完后，我觉得屁股发热，一点也不疼，行走和坐下一点也不受影响。我当时悟到，这是师父在保护弟子，替我们承担了很多。打完后，警察又问我们，还炼不炼。我们都说炼。后来那个所长感叹道：“我真服了这帮炼法轮功的，怎么打，他们都炼”。后来我想，这件事情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是师父在把我们往前推，让我们从偷着炼的心态中走出来。

自那以后，我们依然在牢房里炼功。我们十二号牢房每天早上3:30~6:00炼功。这期间，因为炼功，其他几个牢房里的功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不公正对待。有一个牢房里的功友挨了打。9月12号，为了为大法正名，为了争取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我们十二号牢房里的六个功友在中午1:00左右找到所长，向他反映我们的想法，同时希望他能把我们大法的真实情况向上级反映。所长不听，只是强调：政府不让你们炼，你们就不能炼，你们炼就是违法。然后就问我们今后还敢不敢在牢房里炼。两个人站出来说要炼，所长叫进来两个人，让那两个人用拖鞋鞋底打了我们两个人每人两耳光，打得很重，但打完后脸上一点也不疼，我想这次又是师父在替我们承担。打完后，所长又问，还敢不敢炼，我们说敢，那两个打人的很惊讶，可能他们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当时我想，修炼的人就是不同于常人。当所长叫那两人再打我们的时候，那两人只是轻轻的打了我们两下。所长一看，就亲自上来打了我们每人两耳光，踢了一脚。随后拿来六副手铐，按个问我们六个人还炼不炼，炼就给铐到窗户条上。这次我们被铐了五个小时。和我们同一个牢房的犯人看到我们的情况后，受到很大的震憾，从心底佩服我们法轮大法。有的犯人表示出来后要炼法轮功。这次其他三个牢房的功友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罚。

9月14日上午，我们知道了楼下的功友因为在牢房里炼功被铐了起来，以至吃饭和上厕所都成问题。所以有一半功友绝食，已有五天了，其中有一个功友出现了危险。听到这些情况，我们心中很不平静，大法在人间遭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我们的同门受到如此折磨，我们觉得我们坐不住了，应该站出来。这样，我们十一、十二两个牢房的功友，共9个人，一起去找所长，就这事反映一下我们的想法。我们提出想去看望一下楼下的功友，并希望以后不要再有类似事情发生。所长一听很惊讶，望了我们好一阵子，然后说：“你们连自己的人身自由都没有，还有能力管其他人？”。我们同他讲理，他不听，叫我们九个人把裤子（包括内裤）都脱了，扒成一排，叫犯人打我们每人屁股十皮棍子。打完后叫我们回到牢房，盘腿坐在地上，不准动，一直到中午。

在牢房里的时候，不论警察对我们如何，我们都没有气恨、委屈，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是在帮我们提高。而他们是在迷中，佛法近在眼前，却不悟，真是可惜。

9月14号下午，我十五天到期了，学校把我保了出来。学校要求我不要到公共场所炼功，并要求我每天用两个小时来学习攻击大法的材料，我觉得我做不到这些，大法在人间受到如此攻击，我无法静下心来学习、工作。这样，第二天下午，我和另外几个同门离开大连，9月16号到了北京。

刚到北京，我们无法和其他大法弟子接触上，但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留在北京，维护大法，直到法正过来。这样过了六天后，其他大法弟子主动和我们接触，这样我们就和在北京的大法弟子融到一块了。在这个环境中，我觉得提高得很快，活得很轻松。家里的环境和这个环境根本无法比拟。

随后几天，我接受了两家外国报社的采访，把我在牢房里的情况作了一下介绍。我这样做只是想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大法，支持法轮功。我觉得能为大法尽一点义务感到很高兴。

9月27号，我想应该有更多的大法弟子能够站出来维护大法；于是我和另一个同门一起回大连和在家的弟子切磋。两天后，10月1日，我和另外几个同门一起先坐汽车到了锦州，准备再从锦州走到北京。

我们从锦州走到北京的目的只是想让别人看一看我们大法弟子为大法可以吃很多苦，付出很多。我们想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人们大法是正确的。

这次来北京，路上我们遇到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我们沿102国道从锦州走到山海关，刚山海关之后不远，当时是上午十点多钟，和我一起的一个同门走在前面，我忽然看到水泥路面上用白油漆写着一个“佛”字。我担心她从“佛”字上走过去，叫了她一声，她没听见，依然往前走，我再一看，地上写着“修佛”两个字，她正好从“修”和“佛”两个字中间走过去。我当时悟道，我们是在走中间大道，走正道 。我叫住她，仔细看了看那两个字，“修”字的“亻”旁看不清，我想这是叫我们把人这面修没了就成佛了。“修佛”两个字方向是朝前的，在公路的左侧，逆着车流方向，用白油漆写的，每个字半尺见方。当时我们很激动，想这是叫我们站出来维护大法，修炼就是逆流而上。

还有一件事：我们是从大连坐大客车到锦州的。这车是从大连~锦州~朝阳的车。我们是很偶然坐上这车的。一看到“朝阳”两个字，我马上想起了西藏信佛的人一步一叩朝拜圣山的事，更坚定了我们从锦州走到北京的心。我想这都不是偶然的。

在路上走到第四天，大约中午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路边的小餐厅吃饭，餐厅里没有其他人，就我们俩。一进餐厅，我们就看到墙壁上有很大一幅八仙过海图。快吃完的时候，餐厅里来了两个从北京来的游客。吃完饭后，我们准备走，我一拿起背包，背包带子断了，我们坐下来缝背包带子，这时老板的儿子恰巧把电视机打开了，我们从对面的镜子里看到电视机整个画面上刚好是一轮朝阳。对面镜子很大，镜子里，八仙过海图，一轮朝阳，两个北京人和我们都在一起。我们当时悟到，这是鼓励，让我们去北京。

这次来北京，路上吃了不少苦，几乎每向前走一步脚都疼一下，但一停下来却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我当时想到，要想提高，那就得付出。我们每天从早6:00至晚8:00左右，中间除了吃饭，几乎不休息，每天大约能走90里路，走了8天，从锦州到丰润后，我们想把路上遇到的事早点告诉同门，于是马上买了相机，回去把“修佛”两个字拍摄下来之后，赶回了北京。在路上，我们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就在看护着我们。

大陆大法弟子
1999.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