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郎菲特(FRANK LANGFITT)
    2000年9月25日

    长城，中国-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你可以无需任何许可在长城的城墙边露营,但你若在天安门广场上坐一坐，却很可能从头部遭到袭击。

    在今年初夏，我和我大学时代的室友，丹和大卫一起漫步在天安门广场上，他们刚刚从加里福尼亚来。当我们走在宽广的广场-这个国家的政治腹地时，警察正向一群群穿着朴素的中国人冲过去。那些人是一个在中国的被禁的精神运动--法轮功的成员，他们正静静地对政府的镇压进行抗议，在镇压中他们数以万计的同修被拘留。

    警察把他们塞进蓝白相间的微型面包车中，直到再也塞不下为止，然后从广场的角落里驶向总部进行审讯。相对来讲，这算是比较温和的方式了。有时，警察重击并且踢打抗议者。抗议者中很多是中年妇女，她们都属于你在北京街头可以碰到的比较有礼貌而且举止文明的人。

    我们三人走到俯视广场的毛泽东画像下，警察已经把那个区域戒严了，"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站在警戒线内的一个士兵。

    "什么事也没有。"他眼睛直视前方地答到。在他身后，警察正将另一个抗议者塞进面包车中。

    几天以后，丹，大卫和我，我妻子朱利叶装好背包，驱车两个小时驶向位于北京东北方的长城。我们爬过几座山，到达了一个在16世纪建造的烽火台，并在那里露营一晚。

    除了几个小商贩随同我们一起沿着枝叶遮栏的小径爬上山外，没有任何人打扰我们。我们碰到的唯一的政府工作人员是一个长城的巡视员，他说他的工作是保护登山者免受过分热情而且未登记的小商贩的打扰。

    坐在烽火台的顶部，我们吃着有些过脆的肯德鸡炸鸡，天黑后，我们喝着二锅头-一种中国的谷类白酒，借着闪烁的烛光玩儿着扑克。我们在星光下熟睡。没有人问我们在做什么。似乎也没有人关心我们在做什么。

    在中国最著名的两个地方，如此不同的经历反映了当今中国充满矛盾的生活，空前充分延伸的个人自由中夹杂着一轮轮的对温和精神运动的镇压。在某些地方和环境下，中国是一个残忍的，独裁的国家，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却是一个失控的、混乱的发展中国家。这种混乱有时会引发令人头疼的局面，当然不是由于受风引起的。

    我们在天安门看到的镇压很少会触及到大多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共通常集中力量打击敢于公开挑战它的人。由于这种反差---政府拥有人民解放军---，大多数人不敢那样做。

    如果政治镇压是针对中国最差的东西，这种特别模式就极其令人兴奋了。中国仍然比较穷，政府既没有资源也没有愿望去完全控制13亿人口。

    当政府继续向对待监狱一样地对天安门广场进行警戒的时候，他们对大多数的地方，比如居民的住宅，办公室，甚至是长城置之不理。长城的某些地方是举行狂欢会的地方，有抬轿子的人，有高山滑道，还有小贩在兜售画着熊猫的被子。而它的大部分城墙都是人迹罕至和古旧的，是一个数世纪前由军队和劳工建造的风景如画的地方。

    但另一堵墙矗立在首都的中心。朱红色的墙围绕在充满蝉鸣的树后，墙内就是中南海，中央政府领导的所在地。去年10,000多名法轮功成员在此的静静抗议震惊了这个政党，抗议者要求实践他们信仰的自由。这是10多年前一百万人聚集天安门广场以后的最大规模的抗议。

    中国总理朱熔基，一个精明且善察民意的政治家，会见了这群人的代表。其后，中共却陷入了其独裁的本能。它将法轮功定为非法，并将其领导人判处长期监禁。(译者注：这里是指原法轮功研究会成员。法轮功属松散管理，学员与研究会无行政领导关系)。

    一年以后，这个人群有所削弱，但却没有任何屈服的迹象。没有人认为法轮功会推翻政府。但这个人群却暴露了一个充满矛盾的脆弱的政治体系。

    对于一个人民享有比他们以前拥有的更多的生活，工作和到处旅游的自由的地方，仅仅因为批评政府而对普通百姓进行镇压是十分失策的。在一个越来越开放的社会，墙越来越失去了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