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明（笔名），男，大学毕业，在北京某外资公司工作。因上访、与功友交流多次被抓，被遣送回原籍关押，近期获悉他已被判劳教两年。

    下面的两篇文章分别是他给父亲的家书和给当地居委会、派出所的思想汇报。

     大陆学员
     2000.9.23

    您好！我和小郑（郭明的妻子）在北京一切都好。这几天，妈妈几次打电话过来，她说您们俩都很担心我们的安全，我们都能体会到这是父母对子女的关切之心。

    爸爸，您对我和小郑炼“法轮功”一事一直十分反对，在这一点上我们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可能使您很不高兴，也许您心里说：“现在翅膀硬了，父母的话可以不听了！”怎么说呢，我和小郑也都是成年人了，确实在人生追求中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可能在某些方面我们和长辈之间有不同的对人生的理解，要不社会也不会发展和变更。但是不管我和小郑相信什么，追求什么，我们永远会恪守一个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善良、诚实。一个新的事物不管表面上有多么华丽，如果其本质上不是善良的，而是邪恶的，我们就决不会去学。在对待“法轮功”的问题上也是这样，是善是恶，是正是邪，可以互相讲一讲，如果从道理上真让我们感到是不好的，我们就立即放弃，现在我们感到爸爸在这一问题上有些武断，这样从道理上很难使我们明白我们到底错在哪里。我们真心希望回家后和您心平气和的交换一下意见，这样可能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能够互相理解了。

    爸爸，您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教育我要善良、诚实，随着自己长大成人，我觉得这一点越来越珍贵。人们也都感觉到了，现在社会风气大不如五、六十年代，现在我在外面做一件好事，比如捡到钱上交，许多人都会说我是精神病，可是这在五、六十年代又算什么稀奇的事，那时人人都会这样做的。现在人们都在吹崇金钱、色情和暴力，人和人之间勾心斗角、性开放、夫妻离婚、家庭破裂，这种社会现象正常吗？而古代的传统美德都被现代人所淡忘，反传统、反正统的思想占了主导，人都没有自己真正可信赖的人，人都没有了安全感，再也没有宁静的环境了！而我和小郑都没有一点这些恶习，我就说在这个世风日下的社会，我们没有被污染，而这最主要的和我们学习“转法轮”有关。

    6月下旬，我在北京碰到了一件触目惊心的事：北京商学院有一位青年女教师，她叫赵昕，我和小郑都认识她，而且关系很好，她父亲是哈尔滨一所大学的老师，母亲是医生，从小受着良好的教育，她为人善良、诚实、性情温和。然而，6月下旬，她远在哈尔滨的父母突然接到赵昕的病危通知。原来赵昕6月19日在公园炼功被抓，在看守所里她的颈椎第4、5、6节被警察打成粉碎性骨折，医生说即使治好了也要高位截瘫。她父母痛不欲生，父亲本来有心脏病，这次差一点倒下，所有认识赵昕的人都哭了，几位上了年纪的阿姨当时都快承受不住了。赵昕的家人到北京检察院多次起诉，他们都拒不受理。

    爸爸，我为什么告诉您这件事，您知道吗，象赵昕这样的受害者相当多，现在已知道的有确切姓名、地址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就有50多人，被打、被抓的就无计其数了，而报纸上一直说，政府从没有迫害过“法轮功”学员，政府一直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死亡的人是病死了云云。记得我以前告诉您报纸上说的是假的、编造的，您不信，这件事是我亲眼所见，难道这回您还不相信吗？您知道为什么从去年7月至今天天有许多人到北京上访，就是因为在各地相继发生了许许多多类似赵昕的迫害事件。试想如果今天被打成重伤的不是赵昕而是我们家的小郑，您会认为我们去北京上访是扰乱社会秩序吗？而其他炼功者牺牲个人利益为我们上访、呼吁是闹事吗？在政府不给予公正解决的情况下，呼吁联合国、国际人权组织监督中国政府公正合法解决问题是“法轮功”干涉政治吗？有国外政治势力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将心比心呢？

    爸爸，不是说我们不想听您的话，您以前也一直教育我们，做人要善良、诚实。在“法轮功”问题上我也一直遵循这一做人原则，是好的东西，不管有再大的压力我都不会说成是坏的，是坏的也决不会说成好的。我曾经给凤城新村街道及派出所写了一份“思想汇报”，他们看了后也很难反驳我的观点，只是说：“我们警察就是吃这个饭的，这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只能执行”。其实这样说的警察我碰到很多了，他们内心都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真的，爸爸，您看一看小郑，妈妈和我是象邪教徒吗？为什么在高压下，大家还在信呢？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历史会告诉人们孰是孰非！

    请您在家放心，我们会对我们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只会学好，不会学坏！

       顺祝
    安康！

                  儿 郭明 上
                  2000年7月5日

各位领导：

    你们好！从4月初我从北京回上海后，警署同志和街道领导都对我十分关心，百忙之中找我谈话，我非常感谢。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我最近的思想状况写下来，希望各位领导对我的思想和“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有更多的了解。

    政府从去年7月22日打击“法轮功”至今已有10个月了，表面上几乎再也看不到有人公开在炼“法轮功”，但事实上我敢说绝大部分人还在相信，而且天天有人去北京的信访办为“法轮功”上访。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现在只要说一声：“我不炼了。”你照样可以在家偷偷地炼，你的生活不会受任何影响，何乐而不为呢？

    我想我个人的经历也是整个国家对“法轮功”处理的一个缩影，我身上也多多少少反映出目前炼功人的状况和国家对“法轮功”处理的不良的后效应。我原在某外资公司工作（今年4月我被迫辞职），我当时的月收入是8000多元，几乎每年都有出国机会，是许多人都羡慕的工作。我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热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我能进某外资公司也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在单位、家庭和邻里之间相处一直表现得很好。我为什么会那么相信“法轮功”，为什么被打成“邪教”以后仍然要告诉别人我仍然坚信不移呢？下面我就很多人经常关心的几个问题谈一下我的看法。

    一、“法轮功”是否有很好的祛病健身的效果，死了1400多人是“法轮功”造成的吗？“法轮功”说过不准吃药吗？

    我炼了“法轮功”以后祛病健身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我炼“法轮功”以前曾练过十年其它的四、五种功法，效果不佳。我大学毕业后，体质一直很弱，如有胃病、神经衰弱、肾虚、脾肿大，但又查不出什么大病，只觉得天天困乏，神经衰弱而导致每天经常只能睡四个小时。然而从一开始学法轮大法我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四年来，我真的一粒药未吃，精力非常充沛。当然，我的例子不算典型，所以不想多写。在炼“法轮功”的学员中大部分是老年人，大部分是有病的，有的看了多少中医、西医都无法治愈，而炼了“法轮功”以后身体康复了，再也没有去过医院，这种例子非常多。而没炼“法轮功”的人中，可能也有几年不去医院的，但那是极个别的。毛泽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法轮功” 在祛病健身上是极有效的好功法。

    关于说“法轮功”不让吃药，这种说法，在李老师的哪本书、哪次讲话中我都从未看到、听说过。李老师也从未说过：炼了法轮功可以不死人的，可以不吃药、不得病的。医院天天死人，医院的医生就是刽子手？司机违章压死了人，在驾校的老师也该同罪吗？相反李老师在书中有明确要求：不准精神病人、有精神病家族史的人炼功；危重病人不宜炼功；不能掺炼其它功法，否则就会出偏（许多其他功法也有这些要求）。那个拿着剪刀割自己肚子找法轮的还是个正常有理智的人吗？本身就是精神病了。这死的1400个人是不是真正的炼功人呢。《转法轮》中是讲过吃不吃药的问题，但只是讲了修炼和吃药的关系，真正要求心性的提高，按照书上的要求做一个非常好的好人、一个真正修炼的人是完全可以达到身体健康不用吃药的程度的，而从没说过只练了几个动作就不生病，不吃药了，要真是这样，医院都可以关门了，都来学“法轮功”好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练练功就可以不生病了，这不可能吧。望大家全面了解《法轮功》的内容。

    目前，我国正常年均死亡率是6‰，而学“法轮功”的人中，7年只死了1400人太少了，既使按政府说的200万人来计算年均死亡率也只是0.1‰，所以如果按这个理，李老师应该拿诺贝尔医学奖了。况且这1400人是不是真的炼“法轮功”的，以及是否真的按照《转法轮》书里讲的心性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还不一定呢。

    二、是叫人弃恶扬善，还是抑善扬恶？

    李老师在书上指出心性是长功的关键，心性多高功多高。而炼功只是辅助手段。所以要把提高自己道德水准，做一个好人中的好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我下面仅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我的变化。

    96年前，我在一家外国公司工作的时候（那时还未炼法轮功），觉得工作很辛苦，经常出差工资不高，心里很不平衡。有时拿来些假发票来报销，还给自己找理由“别人也这么做的”。我还觉得思想素质不低。那时我还嘲笑做好事、学雷锋的人是精神病。后来看了《转法轮》才看到那时的思想是如何的不好。在书中第13页中写道：“真善忍这种特性是衡量宇宙中好与坏的标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就是用它来衡量的... ...现在有人学雷锋，可能就会说他是精神病。可是在五、六十年代，有谁会说他是精神病呢？... ...有的人做坏事，你告诉他是在做坏事，他都不相信，他真的不相信自己是在做坏事；有些人他还用滑下来的道德标准衡量，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因为衡量的标准都发生了变化。”我当时不就是那种人吗？而我学功以后，我出差时，尽量节约，有时自己掏钱不报销，我敢说同样一次出差的我花的钱是全公司最少的，这些都可以在某外资公司的财务查到。这就是法轮大法给我的道德带来的巨大变化。

    97年时，我出差较频繁，公司的出差待遇也很高，一般住在比较高级的饭店，我也耳闻目睹不少社会上腐败、堕落的现象。一次我去南方某地，住在当地一家大饭店，晚上客人请我到饭店二楼歌舞厅听歌。我觉得高档的饭店宾馆都比较规矩 ，不会有太出格的事。可是去了以后让我异常地吃惊，这里在表演什么？！台上一位女朗穿的少得可怜，她让台下男观众自告奋勇随时上台，紧搂着女郎的腰，表演着做着不堪入目的动作，说着非常下流的话，乌七八糟的差不多就是色情表演了。台下青年的、中年的人都看得津津有味。客户还告诉我在当地有两家这样的表演场所，生意十分兴旺。我想到我小时侯看的电影中放的解放前的旧上海时才是这样的。我不解啊，我很快离了场。

    第二天，我分别致信给《人民日报》、《XX日报》和该省省长反映此事，希望立即制止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并表明我是“法轮功”学员。说实在话，我是学了法轮大法以后才会这样做的。如果我不学法轮大法，我会不会这样做呢？我是不是也会这样去欣赏呢？很难说的，因为社会上不良思潮对人的影响太大了。我以前的一些同学，他们知道我这种心态都会说我傻、太不合潮流、太传统。现在好坏都不分了！看看书摊上出售的书中，有一些就是带有明显黄色倾向的，为什么这些真正危害人类、毒害青少年的书不多花精力去禁一禁呢？为什么这么一部教人向善、道德回升的好书《转法轮》却要被禁止出版，而法轮功功法本身却要被打成“邪教”呢？我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如果我的这些行为是一个邪教徒的行为，那么这些社会中竟能够走上大雅之堂的堕落的东西才是好的、正的吗？

    我在北京拘留所中，有一个在某大学教艺术的和我关在一起，他和我谈了很多他创作的“前卫艺术”的画，我说这些画是败坏人类道德的，他不承认，他认为这是一个现代艺术表现。我说：“不管你在艺术手法上说出再多道理，一个人活在世上应该对社会负责，如果这个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败坏现象，不管人用什么手法去表现，都是对这种道德败坏的推波助澜，那么这个艺术也是败坏的。现在许多人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真理标准，都觉得只要人能接受的、自己认为好的就是真理，就是好的。所以社会上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反的变化，好的当成坏的、美的当成丑的，现在谁上大街上告诉别人要学雷锋做好事，许多人都会认为这个人是个傻子，好一点的也会说：“不要好过头了。”（所以很多人说学“法轮功”的人傻也不足为奇的。）可是，如果整体社会都在用这样一种标准衡量好和坏时，人们都不会意识到这是人的观念在败坏。”他听了后，觉得我讲的有些道理，但仍不承认他创作的画不好。一个月快到了，在我出拘留所的前两天，他跟我说：“我出去以后将放弃前卫艺术的创作，而改为永恒主题的艺术，你的这些天的言行感动了我。”

    前两年，北京出了一个雷锋式的人物，他叫谢宇峰。当时，在《北京日报》98年3月30日有一篇报道《一个热爱大西北的北京人》，说有一个人，一直给西北地区几家条件艰苦的研究所汇款，几年来这些单位共收到18万元，但因汇款人没有留下真实姓名地址而无法找到这个活雷锋。报道中还提到他因看了《转法轮》后受启发而做的一件好事。后来这个好人找到了，他就是谢宇峰。而今天他却因炼法轮功成为政府打击的对象，去年9月他和几个功友在外面交流时被认为是非法聚集而拘留，电视、报纸都做了报道。可是大家想一想，他因炼法轮功而做了这么一件对人民、对社会的大好事，是广大人民学习的榜样，那么法轮功到底是劝人向善、福益于社会呢，还是危害社会呢？世界上哪有一个“邪教”能教出这么好的人来？！叫人看不明白啊！从去年7月22日至今，他为“法轮功”8次上访，多次被拘禁，后被判劳教，关在北京大兴县劳教所，几次绝食，一度生命垂危。

    修炼法轮大法是我一生中最高尚的事，我坦然地告诉我的亲戚、同事、朋友发生在我身上一切，包括我是怎么被拘留一个月的。人应该光明的活着，堂堂正正的做人，即使将来再有多大的不幸发生在我身上，我也要告诉别人法轮大法好。

    也有不少人对我说：“你们是好人，你们老师如何如何，你们是受骗的。”我是一个相信道理的人，不管是李洪志先生说的还是哪个有权的人说的，我都要用道理来衡量。我炼“法轮功”前我从不知道李洪志先生是谁，为什么法轮大法传出仅八年，全世界竟有上亿人来学。因为《转法轮》从头至尾都是讲劝人为善的道理，从道理上叫人信服。再说一位老师好不好，不是老师自己来评定，也不是社会上哪个有权势的人说了算的，要看他的学生怎么样。如果他教的学生个个都是德才兼备的，那不用说这位老师一定是一个优秀教师。现在人们也看到了，在真正修大法的人中，没有吸毒、贩毒的，没有贪污腐败的，没有损人利己、危害社会的，一个都没有，连吸烟、搓麻将的也找不到。都是那么好的人在学，都在变得越来越高尚，怎么可能传这个功法的老师反而会是贪财、干涉政治的呢？历史上有这种先例吗？只能说明这位老师一定道德高尚、非常了不起，这是一个常识问题。

    现在一些政府职能部门，不是真正从道理上说服我们，而是强制手段，说不通就让你下岗，向你父母、子女施加压力 ，甚至进监狱。治人治不了心啊！特别是不符和事实的歪曲报道，怎能让人心服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古训的真正内涵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人们都把它当成了一种精神寄托，它可是真正物质存在的东西。其实，从这些事中跳出来冷静地想一想，你们不难发现很多事已经在证实法轮大法是宇宙的真理，他的伟大。

    三、是否参与政治

    这是想了解“法轮功”的人所关心的。李老师讲过：“一个修炼者，除干好本职工作外，不会对政治、政权感兴趣，否则绝不是我的弟子。”而且还提及日本的奥姆真理教的邪恶，那个西藏闹独立的宗教人士不是修炼人，而是政客。指出“政”“教”是不能合一的，否则宗教会被利用来发动宗教战争，成为邪教。正法正教是教人向善的，道德回升，最后回归天国世界，又怎会要世间的名与利呢？历史上释迦牟尼佛为了修炼放弃了王位，过去出家人能抛弃世间一切入庙静修，其实你们真的不了解从李老师到千千万万大法弟子，你们难以理解他们的心态和思想。李老师是伟大的师父，是境界极高的人，他说：“我什么都不求你们的，就要你那颗向善的心。”他告诉了人们真理，叫上亿的人人心向善，境界升华；又无代价地使这些人成为完全健康的人。也许正因为这些无私的行为为现在许多人所不理解和难以相信。而且也正因为学法轮大法的人太多了，从而有人担心会对社会和国家有什么影响。其实法轮大法对社会和人民只能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大法弟子，一个真正修炼的人是放弃各种自私的思想和对名利的欲望，自己不会而且也不可能被别人利用来做有损人民以及国家的事情。所以强加在法轮大法身上的所谓政治目的或企图是根本不存在的，对政府的威胁也是杞人忧天，至今也没查明那所谓的“幕后策划者”的目的，究竟他们想干什么。

    四、你们不是讲真、善、忍吗？为什么不忍一忍呢，为什么要去北京上访？

    记得国家报道中曾说“法轮功”不真、不善、不忍，看来谁都不会说“真、善、忍”三个字是错的。就说“真”吧，大家都知道，在任何场合下都说真话是不容易的，太真的人是会付出代价的。现在还在信法轮功的人，随时都可能丢饭碗、拘留、坐牢的。可是还有那么多人善意地告诉别人自己如何受益的事实，这是“真”还是“不真”呢？撇开“法轮功”不说，我们每个人不妨扪心自问：我们平时所作所为有多少是真呢。现在的社会风气，很多说真话的人是受冷遇和打击的。在压力面前、在利益冲突面前许多人在违心地说假话，明哲保身则是被社会默认的做人原则。很多人也觉得社会风气大不如五、六十年代，“每个人也别怨别人，人人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古有忠臣冒死进谏，而今千千万万大法弟子舍下个人的名利、家庭以至一切去上访，反映真实情况，希望政府更正错误，莫让国家和人民再遭不幸，这是何等崇高的境界，这怎能是自私呢？“忍”也不是指对任何事都是一味的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离开了“真”和“善”就谈不上“忍”了。一个盲人走到悬崖边，你告诉他不要走上绝路，这不是大善、大忍吗？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去上访。

    五、应该如何正确对待现在发生的一切

    我觉得大家都是有头脑、有理智的人，如果不是凭着感情或某些固有的观念去看待所发生的一切，你们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你们当中有不少XX党员，刘少奇同志的《论XX党员的修养》是一个XX党员的标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我们个人得失、身名利益，甚至“政治生命”放的淡一些，真的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冷静下来思考思考。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对待法轮大法，不也是衡量一个XX党员是否对党和人民负责的一个机会吗？

    中国XX党的党章使我看到了党的历史使命是伟大的。但历史上也有不少党内、政府领导因个人原因而导致历史悲剧的。刘少奇、邓小平当年被批判时，全国上下收集了多少“铁证如山”的证据，后来不都证明是假的吗？诚实、善良是人应该固有的本性，是超越任何一个阶级、社会制度而存在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最根本的东西。可是今天却以什么本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国情不同为由来打击人类最本质、最善良的东西，这样做对国家、对党一点好处都没有。

    真诚地希望你们把我的感受反映给上级有关领导。
 

             郭明（笔名）
             2000/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