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霞，原某医院主治医师。97年7月起，和丈夫一块修炼法轮大法，儿子两周岁零十一个月起也跟着一起学《转法轮》、《精进要旨》等。我们全家在大法中受益无穷。我们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向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传播法轮大法，看到他们道德回升，体质增强，我们发自内心的高兴。我们修炼者之间的坦诚相待，都很容易勾通并成为朋友，我去辅导员家一块学法交流，他们为弘法那种几乎要倾其所有的心情无不流露于言行。
99年4月25日，我虽然没去北京上访，可我支持我丈夫和功友们去。7月20日，我市5名大法辅导员被抓，当地政府答复是：哪也别去找，找也没用，这是上边的精神，肯定是和炼法轮功有关。7月21日我们一家三口进京上访，临行前，我儿子给我和他爸爸背了一遍“无存”（《洪吟》）。进京后当晚先后被抓，并被遣往保定。在保定大院内，云集了河北省进京上访被抓的大法弟子，7月22日早有消息说再不各自自回家可能要扫射，没有人动。过一会儿院内的人被防暴警察围住，已不让出去。之后当地领导来讲话说：“你们的事情在我们这解决不了，回你们当地吧！”这就是公民有上访权利的“体现”？人们当然不甘心，没有人动。后各地来车接自己的人，用脚踢人，当场打倒者坚强地站了起来，有人高呼：不许打人！也因此而挨打。政府用武力回答了我们上访的结果：不许上访。7月22日，因承德没有车接我们，我们因对政府失望，不知如何去做，就自动坐车回家，在保定车站，我们看到了取缔法轮大法的新闻。
回单位后，单位要求我不要上访、交书、不要组织炼功、要退出法轮大法组织。我当时什么也没答应，后来为保存大法资料，违心地在当地派出所写了几个字：“保证以后不再练习法轮功。”此保证成了我的心病，我为此痛悔不已，并暗下决心找机会纠正过来。
99年8月来，局领导通知我去局里开会，到会的还有其他不炼功的功友，会上局长作了讲话，让我们每人表态，以使组织上报材料。我积极发言，表明了坚修大法的决心，为此，局长雷霆大发，立即叫单位来人接我，并提出几点要求，最后喊到四点：不许进京、不许再炼、退出法轮功组织、限一周内写出检查。回单位后停止了我的正常工作，脱产学习揭批法轮大法的报纸，让我“提高认识”。面对铺天盖地的谎言，我哪看的下，我感到很无聊，我向单位领导讲：不要逼我，这样下去早晚我要走的。99年9月1日晚，我们一家三口毅然离家，临行前，我给单位留了纸条：“我去云游了，从此以后地球上没有我的单位，没有我的家……”和我们同去的还有几个功友，当然奔北京，看看北京怎么样，我在内心发誓：“法不正过来不回家，即使蹲监坐牢也不怕。”
我不认路，在北京随功友们走，在一郊区租房住下，我和其他女功友住在一起，孩子由我来哄。早晨我们一起去广场看升旗，白天找外地功友交流、学法，晚上炼功，我们天天啃凉馒头，有时连榨菜也没有，有时熬一盆热粥，因带的书不够用。9月4日我坐车回家取书，被单位领导发现并报警，当晚被抓。
9月4日当晚审问我其他功友的去向，没有结果，9月5日被送往承德花园村宾馆做“帮教”，只要按要求保证不炼，不上访就放人，因没做保证，于9月9日被行政拘留，在承德市大老虎沟看守所，家人和领导含泪相劝，也动摇不了我的心。行政拘留14天后转刑事拘留。刑拘后我们坚持炼功，所长、队长们告诉号长监控我，如果我要炼功，她要不管、不汇报，就惩罚她，她吓坏了，我说别怕，我自己的事自己承担，有一天早晨所长来老虎笼前问：有人炼功了吗？我怕号长为难，赶紧回答：我炼了。于是所长叫人来：“给她大号脚镣子砸上。”我被砸上脚镣子之后，按要求走了大约200米才回号里，号长她们都哭了，当看到我微笑着，也就忙着给我用布条缠脚镣子，那布条是我还没回号时隔壁号长撕了自己的床单做的，所长告诉我：“你写一份检查交给李管教，不写检查李管教就不给你摘镣子。”我当然不会写检查的，而且仍然坚持炼五套功法。号长她们帮我洗澡、洗衣服，在生活上尽力照顾我。一天，市领导一行及记者们来号里录像，避开了我的双腿，脚镣子带了五天，五天之后罚跑步时摘掉了。罚跑步前告诉我们：让你们把脚跑肿了，穿不上鞋！我们大约一天跑两万米，加上一定时间的正步训练。我的脚磨出了血泡，但一声不吭，比较艰难的是岁数大的功友，50多的人也要跑，谁要落后就用树条打，一边打一边问，“悔过不？”谁要少跑一圈，以打一棍来顶替。受罚跑圈期间，我们都坚持炼功。那是99年10月1日晚，为施加压力隔壁号里炼功后，给她们号长带上了脚镣子（号长是常人）手和脚铐在一起，强制在走廊里走，队长还说：“你们不善吗？你们炼功就罚她，你们忍心看着，善心哪去了？”所长把自己的不善加到了我们头上，我们看到隔壁号长无端被她们惩罚，心里很难过，就和他们讲理，他们不答理我们，为了向他们表明任何方式也阻挡不了我们炼功，我们号的大法弟子都起来炼功了，在上站不下就站在床上，这可吓坏了号长及其他人，有人惊呼：“快来人，她们都在炼功啊。”所长一行拿着警棍赶到，所长亲自挥动警棍打倒了所有的人，我是最后一个被打的，打倒之后我又站起来，再打时就没倒下。打完每个人所长边走边问：“看你们谁还敢炼。”我回答：“我还敢，你要不嫌累就接着打。”她见我面带微笑，听我说谢谢她，就楞了，不再打了。其实警棍也已经当场打折了，因新警棍没及时买回，所以我们跑步挨打的，临时用树条，挨打后，我的脖子转动已成问题，后颈部肿起，呈青紫色，我想性命保住了，没落残疾已是万幸，所以也没在乎，三天后奇迹般地好了。挨完树条，告发我们的室友伤心地哭了，说：“以后再也不管了，真对不起你们。”我们劝着她睡着了。第二天早，仍然被罚跑步，在艰难困苦中，我们写了一份上访材料。
刑拘结束，把我们弄到花园村宾馆，进行大型“帮教”，有市各级各界领导及知名人士参加，帮教会上，只许听，不许说，只许点头，不许摇头，我要求公平对话，被棒出会场，因怕逃跑又被带回，声称忘了准备手铐。我们夫妻二人同时被拘，儿子都是亲朋好友照顾。这时，我见到了儿子，差点没认出来，妇联领导让我为孩子想想，赶快悔过回家。我回答：“这是国家和政府造成的，我没有罪，没有过，无过可悔，你们妇联领导怎么不替我们呼吁一下呢？”因坚持炼功，在学习班期间，被他们戴上过背铐，没等学习班结束，就发了一份劳教通知把我们几个“顽固”分子退回了大老虎沟。顺便指出，劳教决定书上有几处不实之处。
已记不准是哪天，把我们送到了石家庄劳教所女队，在那里我们又签名一份上访材料，以绝食来等待回复，因坚持炼功被监控，被罚站罚跑。于1999年年底转入河北省第一劳教所。在省一所一直是严管，有监控人。队长、值班员为了阻止我炼功，曾把我铐在树上、篮球架上，有时“背飞式”的铐着，我也挨过队长的脚踢、嘴巴子。我们炼功，不止是株连九族，其他学员也受牵连，有的因监控效果不令队长满意而被铐、被冻、被扣分，能斗胆和我们学炼的更是严厉打骂、加期、关禁闭、戴铐子等。
队长们声称，我们是执法者，不能执法犯法，所以要管你们。可有谁不明白，我们犯了哪条法，队长们大都是在重压之下慑于上边的权力，为挣碗饭吃，哪是在执法？希望队长们及各级执法部门想一想，如果没有权力的重压，你们就是这样执法的吗？有谁真正地做到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呢？是不是拿“执法”掩盖着对权力的惧怕、对名利的贪图呢？不要把责任全推给国家和政府，个人素质也是个问题，当国家和政府出现错误时，该如何把握自己？每个人所做所为，都已成为历史，希望把握好现在。我无心指责文章中涉及到的人，但为写清楚难免提及，其实我不提每个人也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令我高兴的是许多处罚过我的人正在变好，甚至有的干警经过我们的弘法学起了《转法轮》。
王霞
2000年8月
注：为保护当事人不受进一步迫害，本文使用了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