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30岁，是一名有9年党龄的共产党员。1996年4月开始修炼，当时我在中国某著名学府攻读研究生。我自己的亲身实践表明，修炼使我行为端正、身心健康，书中的法理启迪我的智慧、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首先让我回想起的是历史不应忘记、历史也不会忘记的一些历史事件。学过历史的人，可能还记得吧：宋朝赵构时期曾经有人因为屈从权贵的淫威而在朝廷“指鹿为马”，“精忠报国”的一代忠良岳飞最终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陷害，到了明朝的魏忠贤宦官专政和明清时期盛行的“文字狱”使得多少人蒙怨受难，及至新中国58年“大跃进”“放卫星”时期无数人被活活饿死，至于“十年文革”时期父子成仇、夫妻反目、上至堂堂国家主席下至黎民百姓一夜之间竟被打成了反革命……

回首历史，悠悠中华文明五千年，多少伤心往事不堪回首！

历史在重演。在即将迎来新世纪曙光的时期，中国又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成千上亿的善良的修炼群众在一日之后竟被推向了政府的对立面。（法轮功强调心性修炼，自92年在国内95年在国外弘扬以来，已经从中国大陆，迅速传到亚洲的港、澳、台、新、泰、韩、日等，澳洲的新、澳，欧美的美、加、英、德、法、俄、瑞士、瑞典等等国家，修炼者上亿人，不分种族肤色、社会阶层与文化水平。）

悲哉！我中华民族！！

我曾经在北京的东南西北（东便门、公主坟、北京大学、亚运村等地）炼功，接触了许许多多的炼功人。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本着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特将我所经历的有关“法轮功”的一些重大事情记录如下：

1、1998年5月的北京电视台事件：
1998年5月中旬，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在北京电视台“科技之光”节目以片面的、不实的“证据”公开诋毁法轮功。何某的所谓“证据”即中科院的一位博士生（注：此人与我曾一同在北京大学学习过一次，当时此人给我的印象是不很理智），此人练多种功法出现问题（这与我们“修炼要专一”的要求不符）。北京的修炼群众看到或听到此消息后，觉得与事实不符，依据中央关于练功的“三不政策”（不打棍子、不争论、不报道），遂于周一、周二等自发前往电视台说明实际情况。到周四，我得知在修炼群众善意的说明下，在事实和政策面前，电视台承认错误，此事由此得到妥善解决。

2、1998下半年的《抉择》事件：
1998年9、10月份，全国一些省市开始播放电视系列片《抉择》。该片根据同名小说改编，改编时将剧中一个反面的腐败分子说成是修炼法轮功的。原剧不是这样的，1999年7.20事件以后《北京青年报》采访该剧导演，导演也在谈话中承认了这一点，说修炼群众不允许他们艺术加工。后来，修炼群众去向有关人士说明情况。据查，此剧制作发行单位为公安部下属单位。

3、1999年4月的天津事件：
1999年4月，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在天津《青少年博览》杂志再次贩卖在北京电视台发表的同样言论。此文发表后在天津一些地区迅速产生不良影响。天津修炼群众依据中央政策和事实自发前往有关单位说明情况。天津公安在上级指示下开始抓人、打人，事态开始发展。修炼群众准备向上级领导申诉。

何祚庥两次均选择在“6.4”前夕的政治敏感时期。

4、1999年4月的“4.25”事件：
在天津已经无法和平解决有关事情的情况下，得知天津事态发展的成千上万的修炼群众，自发地前往中南海，准备直接向中央领导直接反映天津公安抓人、打人的情况，请求中央领导责成天津迅速放人。25日早晨，先到中南海的修炼群众秩序井然地站立在府右街人行道上（开始人行道留有余地，后因人多遂站满了人行道）。8点左右朱总理出来打了招呼。25日当天共分三批代表轮流进入中南海与有关领导汇报、研究解决办法。到晚上9点多钟，第三批代表与有关领导基本达成共识出来，修炼群众遂马上离开中南海。修炼群众整天保持了一个理智、平静祥和的态度，没有标语、口号，没有任何过激行为，离去时地上没有一点垃圾（这也许就是后来被视为有组织、令江泽民恐慌、震惊的原因之一）。

事后，政府报道说“4.25”有几千人聚集在中南海周围，并说政府未反对过炼功。

5、1999年6月的中办1999年19号文：
“4.25”事件以后，江氏震怒，给政治局常委逐一写信。北京开始不允许在长安街沿线炼功、后又发展到不允许在其他一些地方炼功，如在黄寺和公主坟，政府有关部门把车开到炼功场所设置障碍，并用水冲向修炼群众等。同时，公安部门开始撒播谣言，如5月份期间盛行的“5月X日要到天安门聚集”、“X月X日要到香山集体自杀”等，事实证明这些均属无稽之谈、子虚乌有的事情。某些政府内部开始要求XX党员等不许炼功，并以下岗威胁。
与此同时，针对一些部门阻碍、破坏炼功的情况，一些修炼群众遂向信访部门反映情况。1999年6月中下旬，中办、国办两办负责人接见部分修炼群众的谈话要点（中办1999年19号文）出台，文件中申明中央从未反对过任何功法，所谓“不许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练功”等均属谣传，希望广大修炼群众不要听信。

6、1999年7月的“7.20”事件：
1999年7月19日下午北京以外炼功负责人被抓，晚上十点左右北京炼功负责人被抓，当天晚上我和一些修炼群众得到消息。20日早晨，当我们在炼功时，听到外电报道，全国80多位炼功负责人被抓。于是成千上万的修炼群众去西四后库信访局反映情况，要求释放被抓学员。当天，政府动用武警层层设卡禁止群众反映情况（在府右街，我看到防暴警察也已作好充分准备）。当我千方百计到达西四后库时，看到余下修炼群众已经全被“请”上了一辆大公共汽车，装得满满的。我和小W为了探究情况，于是打的士跟上，到了官园桥大公共汽车逆行超车，我们只好下车。在桥下我们碰到小M，得知小W等熟人被拉到了丰台体育馆。下午2点多，当我们赶到体育馆后，发现体育馆里已经装满了修炼群众，一堆一片的，士兵、警察、公安等包围着。后来又断断续续的有车开来。下午下起了大雨，善良的修炼群众主动将雨伞送给士兵们遮雨。

天色渐晚，公安开始强行清理分散修炼群众。我在较后离开（晚上快10点），上了一辆空调车，车上挤满了。在我离开时，又有车拉来了人。我们被告知送回家，可是我们发现车被公安的小车指挥着离市区越来越远。但我们车停下来时，已经是大约晚上11点半，这时我们才发现已经被送到了大兴的看守所，一共有4车。开始车门关闭（空调车是全封闭的，至始至终未开空调），不让上厕所，整车人就这样呆着。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半个多小时后，开始允许2-3人一批地上厕所，随后便开始一批一批地审问登记。登记完毕，大约已经将近凌晨1点了，就这样我们在炎热的夏日里，在不通气的空调车里，不论是70、80岁的老人，还是十几岁的学生，一直强制在空调车里呆着，一直到中午，大家均未进一粒食物。中午，由于车需要安排拉人，我们被安排从车上下来，关进后面的一片空地。期间，很多人向有关人士反映，说我们已经被关押24小时，要求尽快释放，但无人理睬。

21日中午12点左右，各区陆续有人来接。到朝阳区来接时，仍有一个区未来接人。我们被朝阳区的车接到了朝阳体育馆附近的一个小学。下午三点左右，事先被录制的“教育材料”开始播放，我们突然成了“非法组织”。听完已经大约下午5点左右，6点钟我终于回到了家。后来，我终于明白我们这次是“钻”进了公安部门设计好的圈套。

22日，全国电视、广播、报刊等一切媒体开始登载上述材料。于是中办99年19号认定的谣传一个个成为现实：不许XX党员修炼，不许共青团员修炼，不许国家公务员修炼……甚至连刑事罪犯都享有的申诉权利也被剥夺：禁止修炼群众上访。

7、1997年以来的调查与反映：
1997年以来公安部曾经作过两三次调查，但并未发现任何实质问题。此后，1998年国家体育总局的调查，以及以乔石为首的调查，均对法轮功作出了肯定。

“7.20”以前，无数修炼群众通过书信等形式先后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了公安部一局和部分地区公安部门的违法违纪行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百位知名人士的“上书”和万人修炼调查。但是这些反映均是石沉大海。

“7.20”以后，为了说明实际情况，全国各地修炼群众纷纷前往信访等部门申诉（这就是后来电视播放成法轮功学员在抗洪时期“围攻”各地政府的情景）。刚开始，各地公安只在中央与国家信访部门门前守侯，到后来，信访部门全部演变为公安人员，到最后干脆连信访部门的标牌也被取消。所有依法前往信访部门申诉的人基本上全被公安“接”回去，被看管或关押起来。申诉无门，这就是后来有人去天安门向全国人民说明情况的真实原因，但是修炼群众在天安门的表现都是平静和理智的。

在“4.25”以前，美国休斯顿市已经授予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崇高的荣誉。在“4.25”以后，美国与加拿大的十几个城市政府又陆续授予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崇高的荣誉。

8、1999年10月的江氏越权违宪事件：
99年下半年，为了进一步打击修炼群众，全国人大通过了打击邪教的法案，该法案列举了邪教的基本特征，但并未直接认定哪一个功法为邪教。江泽民在99年10月25日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首先将修炼群众打为邪教。此后，全国各大媒体开始舆论造势，将上亿的善良而正直的修炼群众进一步推向政府的对立面，将修炼群众作为敌对势力加以血腥镇压。与此同时，修炼群众通过英国BBC、美国VOA以及法国《解放日报》向全球人民说明事实真相。后来，有一些第一次参与此事的修炼群众被关押判刑了。

江氏越权违宪事件发生以后，作为党员的我按照组织程序反映情况结果招来公安对单位的压力。99年12月，我碰到一个很长未见面的功友并顺便去了她家，结果竟然被无理拘留一周，并签发了刑事拘留证（被我拒绝签字）。

            大陆大法弟子
            2000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