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地区的一些学员总结前一段时间的护法的经验，在切磋时悟到：我们在护法过程中，比较注意在心性上提高，时常忽视了恶势力在利用我们善的一面钻空子。在这场魔难中，不管压力有多大，很多学员都能坚定的走出来护法，因为我们知道政府所有针对大法的规定都是错的，是在破坏天法；但对于我们个人被关押，打骂，往往有些学员认为这是自己的难，应堂堂正正，用善的一面去对待，而没有把这当成是恶势力整体破坏大法的一部分。那么，我们任其对我们的关押拷打，是不是在放任他们；我们配合他们的盘问，把他们最迫切想要知道的我们的姓名地址和工作单位等等告诉他们，是不是在配合他们在做不好的事情；既然对政府针对大法的错误规定我们不服从，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配合他们的盘问和关押呢？（对那些善意了解我们的人，我们还是本着善心向他们弘法。）
个别人为了私利在利用着庞大的国家机器破坏大法，全国各地的派出所，街道，看守所，劳教场及学员的工作单位，都受到上面的强大压力，被迫成为破坏大法的一分子，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知道大法好，也知道我们是好人，但当正义和工作摆在面前的时侯，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选择了工作，就象有些公安人员说的：“我们只是工具，只能这样做。”那么，我们在护法过程中是否还应考虑一下，如何才能不让这庞大的机器有效运作？
5月初明慧网发表了一篇题为《放弃我所有的一切》的文章，对我们这里的学员启发很大，通过学法，我们悟到在今后的护法中要放弃自己的一切，对所有针对大法的行为我们都不配合，用生命护法；我们深知这样做有多难，但我们想到师父的话：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当我们试一试这样做，看到底行不行，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下面是我所了解到的身边的一些学员在这段时间的修炼情况：
5月13日，我爱人和另外三名弟子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一光辉的日子到天安门广场拉横幅，向世人证实大法；守侯在广场的武警迅速冲来抢横幅，他们抱成一团保护着横幅，但在武警的一翻拳打脚踢之下横幅还是给夺走了，他们马上就地打坐，因为这样不容易被抓上车，被弄上车后他们大声背《论语》,不论公安怎么打骂他们也没有停下来，不配合。那天在公安局里一共关押着八十多名大法弟子，约有一半不说姓名地址；说出姓名地址的学员很快被带走（这些学员都被带回户籍所在地，被非法处以拘留或劳教）；不说姓名的由各地驻京办认领，认不出来的被严刑拷打，还不说的就强行照相，把相片发往各地派出所认人；最后剩下不明身份的被转送北京的看守所关押。我爱人和另外四名学员被认为是某省的，很快被带到该省驻京办，在那里一共关押着三十多名学员，公安人员用了残酷的办法想逼他们说出姓名，有三名学员被抱成一团拷在一起长达七小时，另有一名学员晕了过去；后来公安认出了其中的二名学员，（他们在一个月前因上访曾被关在驻京办）；对我爱人和另外二名弟子，公安认不出来，也没法让他们说，只好在第二天把他们放了；被认出的二名学员坚持绝食，到了第五天，公安把他们从驻京办领回当地派出所，其中一名弟子已经被折磨的全身冰冷，奄奄一息，派出所和看守所都不敢收，赶紧让他的家属把他领回家，他的爱人看被打成这样，用照相机把伤痕拍下要告公安局，他临走时，要求公安把横幅交还，否则宁死不走，公安没办法，只好让他把横幅带走。另一位被认出的学员被送到看守所关押，关押到第五天进行身体检查，医生发现这位学员血压是零，还伴有严重的肾衰竭；怕出人命，赶紧把他放了，这位学员一直坚持绝食了十天，他的家人在他被关其间天天到派出所要人。
我和10名学员一起在5月29日到天安门广场拉横幅，武警抢横幅的时侯，我夺过横幅就跑，在天安门广场跑了一大圈才被抓住，后来听其他学员说：我跑的时侯，后面有6名武警在追，前面有3人在截，十分混乱。后来我们也被抓到天安门公安分局；当天一共有五十多名大法弟子到天安门广场炼功，拉横幅，有三十多名报出姓名地址的学员被地方驻京办带走，还有十六名弟子不说，公安对这些学员一个个拉出去拷打，一个公安对我说：“你们想在北京坐牢，没门，看你能不能斗的过我。”他们采用拳打脚踢、手铐拷、棍打和用针刺等办法逼学员就范，（我被打留下的伤痕到现在还清晰可见）；他们就想用这办法维持他们的机器运作好。有3名学员被拷长达3~5小时（反拷，一手在上，另一手在下），还边拷边打；还有一名学员被打棍子，两条大拇指粗的棍子打断了，又改用板打，惨不忍睹；其他学员就在高喊不许打人；到了第二天，因打的太利害，有七名学员承受不住，把姓名地址说出来了，于是都被当地公安局拘留了15天。
傍晚，公安停止了拷打，把我们关到笼子里，这时一名和我们关在一起的倒火车票的犯人表示要学法轮功，还问我们是那里的，我们感到他可疑，就没再理他；到晚上，公安来给我们下最后通谍，问：“想好了没有？要不说，我们天天这样打你，一星期后再把你关到监狱，关你几十天，看你能不能顶的住。”那个倒火车票的犯人也劝我们说：“你们何苦呢，在家乡坐牢总比在这好，北京的公安也不是好惹的。”我说：“我想好了，你们针对大法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我不配合你们，我什么也不想说。”到了晚上十一时左右，我被放出来了，真象做梦一样，关一下过去了；临走的时侯公安人员说：“其实我们可以将你们的相片发到地方派出所认人，只是工作量太大。”（我们后来了解到，地方公安根本不会认学员，因为认出自己辖区内的学员多了，代价很可能是自己下岗。）
回单位上班后，单位领导如释重负，问我一个星期不见到哪里了，我没告诉他，他说派出所叫我去，我说：“我没犯法，我不去，公安要来找我的话，我会马上走。”单位领导很快打电话给公安说：“他说他不去，他要犯了法你们就把他抓起来，别有事没事也来找人，人还有自由没有？”公安就再没来找我了。
6月3日，我身边又有二十多名学员到天安门广场拉横幅弘扬大法，他们二十多人在广场上围成一圈拉开横幅，场面极为轰动，他们被抓到公安分局后都不说姓名，对公安的一切命令都不服从，公安看人太多，就先把一些老人和带小孩的放了，但这些学员不走，他们说是一起来的，就要一起走；公安没办法，就让他们每人填写一份上访登记表，填好就放，写真名假名都行，很快把这二十多名学员都放了。
6月10日，我的一个同事和一百多名学员到天安门广场拉横幅，他说那天当一百多大法弟子在广场突然出现，场面极为壮观，把在场的武警，公安弄得晕头转向，手忙脚乱的抓不过来。当他们被抓到公安分局时，发现里面还关押着6月9日不报姓名的一百多名学员，公安对这些什么都不配合的二百多大法弟子毫无办法，打也打不过来，放一部分人走还不走，说要一起来一起走，公安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学员分批走。我的同事在6月11日晚11时左右放出来，他们一共有三十多人。这么晚，那么多人在大街上走，很快引起公安的注意，公安听说是大法弟子，如获至宝，赶紧把他们抓到某区公安分局，那里的公安没想到他们这么难对付，想尽办法也没能使他们说出名字，他们都宁愿在北京坐牢，也不愿被领回；就这样对峙了三天，公安局感到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没办法，只好灰溜溜地把他们送回另外的公安分局，那个公安分局早知他们不好惹，又一次把他们放了。
有消息说，北京公安对这些不说姓名的大法弟子感到很头疼，因为人太多，打也打不过来，公安人员都不愿再打了；这么多人都关在北京也装不下，特别是这些人来了就绝食，很难管，弄不好又死人更不好办，还是不抓为妙。
地方派出所及街道和学员的工作单位本来对大法弟子失踪极为紧张，现在看到这些学员没给自己添麻烦就回来了，也放下了心，对火车站的把守也放松了。他们都知道我们是好人，说只要不给他们惹麻烦也不管我们。
对于派出所有事没事就把学员叫去办学习班或要学员到派出所签到，现在学员都不予理睬，他们对公安说：“我们再不会象绵羊一样跟着走，警车开来抓我们，我们也不会去的。”有的学员一到派出所就开始绝食，弄得派出所极其尴尬，现在再也不敢随便找麻烦了，因为他们慢慢知道他们只不过是在帮助学员提高，最后麻烦的是自己。
经过一段时间开创环境的努力，我们不觉地发现，这部镇压机器再不象过去那样转得灵了。从一定的意义上，这是我们自己真正从根本上坚信大法、按照大法的要求严守心性的结果。其实外部环境不管看起来有多么艰难，终究都是假象和暂时的，真理必胜。法正乾坤是久远历史前就安排好的，任何人也无法阻挡。
大陆弟子
2000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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