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琳.鲍米尔女士是加拿大外交及国际贸易委员会副主席，国际人权委员会主席，前加中议会友好协会副主席，国会议员，以下是她在7月20日多伦多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

一年前，1999年7月20日，中国政府开始了一场根除法轮功的运动。向法轮功学员的公然抨击和随后的为取缔法轮功而采取的行动，是自天安门事件以来， 中国政府在这个自由世界里寻求充当重要角色的最大的历史性倒退。

法轮大法不是一个旨在取代、推翻现中国政权的政治团体。他也不是一个想控制中国财政的经济组织。他们是一群寻求内在平和与自我认知的个体。大家知道，他们被认为是寻求自我，或者说寻求上帝就是寻求自我。所以，尽管法轮大法说他们不是宗教组织，我认为他在许多方面完全符合其他精神信仰和宗教组织对宗教的定义。 正如你们很多人所知道的，尤其是苏珊和国际特赦的帕楚殊知道，全世界对宗教信仰的迫害事件在加剧。作为（加拿大）外交委员会的副主席和（加拿大）国际人权委员会的主席，我拥有一个非常令人沮丧的位置。沮丧，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看到的世界上各种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的无动于衷，也是因为所有政府在对待人权方面所做出的伪善的选择。你们知道，中国在贸易和经济方面是加拿大很重要的伙伴。你们许多人都理解作为议会法规专家和国会议员，我们的主要责任是为了加拿大人民。我认为对中国人权虐待的评价，正如我们所知，法轮功话题只是其中之一，当然也是目前最严重的，尽管不是对国际特赦而言。国际特赦组织知道许多其他的人权迫害问题。但为了能评价一种批评，我们必须追溯历史，也许让我们自己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也来承担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当毛泽东在中国上台以后，我们知道那里存在着社会的不公正，但我们做了些什么呢？因为他帖上了共产主义的标签，我们立刻孤立了中国，在孤立主义的政策下，任何国家都无法成长。我们采用放任态度、使他们饥饿以及使他们自给自足并接受教训，然而这些并未行之有效，我们知道这一点。

大家知道，当介入人权时非常容易变得故作神圣，并假定那些不追求或者是不积极追求你的目标的人显得比你不人道。苏珊刚才说的问题说到了中国人民的心坎上。在我任国会议员的头几年中，我是加中议会友好协会的副主席。我觉得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政府的官员并不可怕。实际上，即便是那些制定政策的人也不是怪物。这里有一个缺乏了解的基本问题，一种对未知事物的极度害怕。所以，今天我很想做，我也认为很有必要向那些在这里－－加拿大的中国政府官员，和那些在加拿大的加中友好组织的成员来申诉。 我们需要学会互相理解。毕竟，我们，加拿大人当然也须认识到我们自己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也没有完全做到保障人权。我们可以回头追溯一下我们国家的建立。看看我们为我们自己的民众做了些什么， 就象我们今天刚开始去面对这样的事实那样。看看我们在1914年对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做了些什么，我们在战争中对印第安人和日本人做了些什么。我们在二战中拒绝接受犹太人的船只，将他们送回德国使之走向必死无疑的结果。所以，我们不是没有自己的过错，唯一让我们在世界人权问题上有所改进的办法就是，认识我们自己的罪过和帮助消除其他人的缺乏了解。 “忍”只有通过学习，对话和了解才能达到。“忍”是一个……我希望加拿大能够超越的词。“忍”是一个工程师用来衡量压力的词。所以，在加拿大，我们将通过互相拥抱、爱和理解以做到“忍”。所以，如果中国政府愿意，我们可以互相交换一些秘密。我非常想向国际特赦组织表示我的敬意。他们做了大量的、大量的工作以让我们警觉和了解。当你们坐在这里听到苏珊所讲的迫害的事实，感到真是难以相信：一个人怎么能对另外的人那样做？所以，我们必须……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寻求为什么会这样和超越这一切，以达到理解。谢谢大家！

（2000年7月28日参考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