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22日上午，我和小妹去交电话费，刚走到路旁，忽然几个彪形大汉飞也似地跑过来，把我和小妹抓住，分别往急速驶过来的两辆轿车的后座上一塞，然后两个彪形大汉喘着粗气，嘴里骂着脏话分坐我两旁，前座上的一位女士急递过来一件棉袄把我的头蒙住，这时我明白我是被绑架了，于是我问他们：请问你们绑架我干什么？他们说我们代表政府。我回答道：那我就放心了，肯定是个误会。在我的再三要求下，他们把棉袄拿掉了，条件是不准抬头，不准看外面。于是我干脆闭上眼睛睡了一觉。

    不知过了几个小时，车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停下来了，其中一个人与其他犯人联系后说，这地方已经关满了，又过了大约一小时，把我带到了丰台区大红门南路47号国际监狱，那两个彪形大汉摆出一副大获全胜的姿势架着我，前面有几个人扛着摄影机在摄我们的每一个脚步，经过签拘留证、搜身等一系列对待刑事犯的手续后，把我和其他刑事犯关在一起。

    不久来了两个人提审我，我请求他们让我知道被拘留的原因，他们要我自己想，但我怎么也想不出来我有哪一个行为触犯了法律，经过三天的提审和搜家，取证等一系列严格审查，也许他们发现我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种人，于是让我户口所在地公安局（海南）以让我回家看看的名义到了海南看守所，把我拘留在看守所里，但他们忘了通知我家属。从此我丈夫不得安宁，根本没法安心工作，孩子找他要妈妈，父母找他要儿媳，岳父找他要女儿……，几位老人因找不到人而病倒，我丈夫东奔西跑，找遍了北京所有的看守所，拘留站，国际监狱，都缄口不语，真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当地公安部门把我拘留以后，就把我给忘了，连一次提审都没有就非法拘禁了三个多月。

    在看守所我们和那些贩毒吸毒、杀人放火的犯人关在一起，睡在放风亭的厕所旁、水池边，吃着猪食般的饭菜，坚持炼功就要被带上脚链。那些被提审的大法弟子反扣着手，带上脚链，不准吃饭睡觉，进行三天三夜，甚至四天四夜的连续提审，很多学员都挨打，有一个叫杨秀莲的学员，连续提审三天三夜后，再加上毒打，最后只能扶着墙壁一步一步地挪回来，一进门就躺在地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当时很多犯人都哭了。大法弟子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对大法坚如磐石的心，引起了很多犯人的深思，唤醒了他们的善心，有的走上了修炼的路，有的发誓出去以后一定修炼“法轮大法”。在监狱里，法轮功普遍使人心向善，人与人之间变得和睦、融洽。

    我是99年最后一天出来的，然而并没有真正的自由，派出所、居委会的同志，经常打电话或家访，看看我是否安分地呆在家里，有没有出门。就连我买好了机票准备返京与家人团聚的前一天晚上，政法委书记和居委会主任来到我家问我如果明天不让我走有没有什么想法，我说：我会对各级政府及领导人失去信任，你们把我非法拘禁差不多100天，都毫无怨言，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个人的承受是小事，法律的尊严可是大事啊！希望你们不要把法律当儿戏，真正维护法律的尊严。过了不久派出所的公安人员来到我家收缴了我的身份证（没有任何手续），并告诉我，要与北京的公安机关联系上以后才能让我走。

   刘祥芬
   2000年6月被捕前

注：刘祥芬于今年六月中旬在家附近的公园炼功被警察抓走。据知情者说，刘祥芬已被送回海南, 被关押在海市某第一看守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