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京的大法弟子，96年底得法，今年31岁，硕士研究生，在一家银行的总行工作。去年7月20日的前几天，所有国内、国外的大法网站都上不去了。所以20日晚上一个功友给我打电话时，我对外边的情况一无所知。她告诉我，她通过某种方法还能上网，看到了一份20日全国各地被突然逮捕的大法辅导员名单，问我该怎么办？我很吃惊，也不知道该做什么。第二天一早，接到另一个功友的电话，她告诉我她们几个人在中南海附近，准备就全国范围内的“大逮捕”向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我放下电话后问我爱人和父母：“去不去？”大家一致表示，不能袖手旁观，得去。
8点多出租车开到后库附近停了下来，说前面戒严了。我们下车后准备走到中南海去，但发现很多人正陆续朝这边来，就拦了一个功友（只要看一眼那种平静但凝重的表情就知道是功友）问：大家准备怎么办？他说刚才中南海附近去反映情况的功友都被警车拉走了，大家准备来国家信访局上访。这才发现我们就站在信访局的马路对面。
人越来越多，大家还是象4、25那天一样，四、五排人整齐地站在人行道上，前面留出了行人走路的地方。七月的北京正是最热的时候，汗将衣服湿透了一次又一次。大家都在焦急但非常克制地等待着信访局的接待人员出来。
我看了看周围的人，有青春年少的男孩、女孩，应该还是中学生的样子；有满头白发的老翁、老妇，虽在酷暑中站立多时但精神很好，神情坚定；也有各种年龄的中、青年，有的正在用手机给单位打电话请假，说“有很重要的事必须要做”；还有一个年轻母亲抱着一个不到一岁的婴儿，大家把她让到最后一排稍微阴凉一点的地方。望着他们，我又感动又感慨。不同性别、年龄的人，不同职业、背景的人，相识不相识的，不约而同来到这里，都是想为大法说上一句话。本来大家都是社会中的一员，有自己的工作、家庭，只因得知了生命的真正意义而努力在自己的环境中做一个更好的人，要说唯一的要求就是能有一块地方一起炼功就行。难道这个社会容不下这样的人吗？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
队伍中又来了一些农民模样的人，他们的皮肤黝黑，满脸疲惫。其中一名妇女告诉我们：他们是河北某县的，为了躲避当地公安的追捕，在玉米地里躲了一夜，天快亮时才跑出来，是徒步走到北京来的。大家把水递给他们，默默地向他们颔首致意。
不到10点，信访局附近已聚集了至少有五千人。队伍前边传来消息，说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出来了，要看上访信。几封书面材料迅速地被传了过去。大家情绪稍微波动了一点，盼望着问题开始被解决。又过了一会儿，没有传来信访局的消息，却来了大批的警察。随后又开来了几十辆军车，下来了有近千名全副武装的防爆警察，把我们团团围住。街道好象被封锁了，没有行人再走过来。接着又开来了几辆大公共汽车，看来要把我们都装上车拉走。
大家不约而同站紧了一些，不知谁说了一句：“年轻的、男的站到前面去！”父亲和爱人站到了第一排，我和母亲站在他们后面。队伍中传来“手挽手，不上车”的声音，于是大家挽起了胳膊。我身边是一个风尘仆
仆从外地赶来的中年农民，他的手臂又黑又脏，我犹豫了一下，但马上为自己这种人的观念而惭愧万分。
武警战士在我们面前站成几排，在“首长”们的口令中操练了一番。我从小到大生活的场所除了家庭、学校就是办公室，见的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斯文人，警察也只见过交通警，平生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现场演习。但心里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我知道我们没有错，而且我们不是在做一件常人的事情，我们在维护宇宙的大法。
大家开始一遍一遍地背诵《论语》，声音直冲九霄。站在我对面一个大眼睛的小警察竖起耳朵聚精会神地在听，他大概也是第一次执行这种任务，不知道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一个不知哪里来的人扛着摄像机，对着每个人的脸仔细地拍着，大家当然坦然面对。有几个警察过来粗暴地拽我们的弟子，大家齐声高呼：“尊重宪法，不许抓人！”“尊重宪法，不许抓人！”“尊重宪法，不许抓人！”......过一会儿我就喊不下去了，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掉。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可能有人的情绪在里头，感到委屈，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抓好人。在这种浩然正气中，那几个警察退了回去。竟然来了几个穿着中将服装的人，在一起低声商量着。
大约11点半，武警开始动手了。他们冲过来将我们的队伍强行断开，分成几段，然后分段围攻，将弟子们连拉带拽地推上车。有的弟子不肯上车，还有的弟子被推上车又自己下来，警察就动手打他们。轮到我们这一段了，一群警察冲上来，对着我的是一个微胖的中年警察，他来到我面前犹豫了一下没有伸手，轻声说：“自己上车吧。”我觉得体力上肯定是抵抗不了了，就点头同意了，自己往车上走。刚走了几步，一个粗壮的警察疯了一样地冲向我，边喊着：“现在知道上车了，刚才干吗来着？”边举起拳头朝我挥过来。父亲和爱人同时替我挡了一下，接着我被狠狠地推进了车里。弟子们被使劲地往车里塞，直到实在装不下了才把车门关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以前对我一直是理论上的东西，现在才有了实践。
大家把座位让给年纪大的弟子，每个人都调整自己的姿势，想让其他人能宽松一点。一个弟子在给家人打电话：“我的自行车放在XX了，你们帮我取一下，我可能回不去了。我很好，别担心。”另一个开车来的弟子告诉妻子：“我的车停在皇城根儿了，你想办法开回去吧！”我忽然想到了那个抱着婴儿的母亲，不知她怎么样了？警察也会那么凶狠地把她推上车吗？
不知是司机走错了路还是为了故意避开人多的地方，这辆车在郊区绕了两个多小时才开到石景山体育馆。体育馆里已经有了不少人，下车之后每个人要求报出自己户口所在地，然后由本区来的人接走。一些没有报出姓名地址的弟子坐在体育馆院子里的地上，轻声地背着师父的经文，估计是外地弟子。我们四个人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就决定先回家去，出门时警察好象看不见我们一样。
晚上我到我们炼功点的辅导员家去，他刚从丰台体育馆登完记回来。他告诉我，11点多时他看到我们几千人被装车拉走，但很快又来了几千弟子，他们是12点多被用同样的方法装车拉走的。到下午时丰台体育馆已起码有上万人。有的警察没有任何理由拉过我们的弟子就打，即使这样，后来下雨时我们弟子自己冒雨坐在地上，却把雨伞给了他们。还有人混在人群中捣乱，不停地推我们弟子说“往上冲”，被弟子质问“你是法轮功弟子吗？”那人不敢回答赶紧就走开了，估计是“特务”。雨停了以后，很多弟子在天空中看到了七彩的大法轮在旋转，甚至个别警察也说看到了。我问他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他也说不好，但觉得还得去向国家反映情况，不然被抓的那些弟子怎么办呢？既然我们的一切都是大法给予的，为了大法还有什么不肯做的
呢？
晚上另外几个功友打来电话，我们约好第二天早上8点继续去信访局上访。可第二天8点我们赶到信访局时，却发现只有警察和警车停在那儿。我们在附近漫无目的地走着，发现三、五成群地几乎全是我们弟子！遇上的弟子告诉我们，只要大家聚在一起，立刻就被警察包围，然后装车拉走，从早上到现在已不知装了有多少车了。但剩下的弟子仍在找机会聚在一起，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引起国家领导人的注意，能有反映意见的渠道。可是警察实在太多了，真可谓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大家很难集中在一起。
大约10点钟，有功友说西四附近已有几百人在一起了。我们赶紧往那边赶，可到了的时候那几百弟子已被警察围住了。我们站在马路对面，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象昨天一样被强行推上车，上了车的弟子从车窗里平静地向行人挥手道别，我心里难过极了，眼泪哗哗往下淌。有一个白人女性，可能是外国记者，用相机照下了这一幕，被警察发觉后几个人扑上去扯出了她的胶卷。行人都有看不下去的，边摇头叹息边说：“这和旧社会的狗子有什么区别！”
警察可能也觉得心虚，又过来驱赶围观的人群，这时单位急呼我让我马上回去，我们被迫离开了。下午到了单位说有紧急通知，3点钟每个人都必须看中央一台的节目，再要紧的工作都可以先不做。最黑暗的7、22的下午，一场大规模对大法、师父的诬蔑、陷害开始了。看完之后马上开会，逼着每个人表态。大多数人都说其实不了解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但为完成任务也按着电视上说的那样批上几句。我无言地流泪，我不知道如何做才能阻止邪恶的魔将无知的世人引向可怕的深渊。但确实每个生命都在摆放自己的位置。第二天见到一个功友，他被拉走后在郊区不知道哪儿的院子里关了一夜，他告诉我他们单位的党委书记去接他时毫不犹豫地对警察说：“其实他们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
北京弟子 2000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