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真谛，今年14岁，女，四川省乐山市人，我是97年4月2日得法的，是我爸爸学法后向我弘的法。当我听爸爸和那些功友给我弘法时，我就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舒服感，从此我便走上了修炼的道路。

1999年7月，我看到了一些诬蔑大法的文件，大法弟子很多都聚在一起切磋，觉得这样对大法不公，便分成了两批，一批到四川省政府、另一批有3个人去北京反映真实情况，我听说后，觉得自己也应该去。因为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生命是大法给予的，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他需要母亲甘甜的乳汁，如果失去了，这个婴儿是无法生存的，这个婴儿好比我们大法弟子，弟子需要师父教导我们的法理，需要宇宙大法来指导我们走向正确的道路，失去了这些，我们更无从生存了，因此，当大法在人间受到破坏时，弟子们应该站出来舍命维护大法。

我就说，我要去北京。于是我就和两个姐姐一个阿姨一起于7月21日凌晨5点去了飞机场。到北京的第2天，我们4个碰到乐山的十几个功友，就一起去旅馆住，当天下午3点我们看了诬蔑大法的新闻，便分成了四批打的去中南海上访。第一批去就被抓了，进行搜身、搜到我们旅馆的地址。我们第二、三、四批去了觉得不能反映，更不能进去，就回旅馆了，刚回去，警察就来把我们带走了，四川眉山的那些人把我们带了回去。回去后，警察问我还炼吗？我说我还炼，便把我拘留了三天，在拘留的过程中，我并不害怕，也不觉得可耻，相反我觉得为了大法，关我几年都值得，我真想让那些不修炼的常人明白我们的思想和做法。

10月13日我们又动身到北京，一共有20多个人，在火车上我和两个阿姨去补票，有一个火车上的工作人员想从中得钱，一个阿姨为了弘法，说出了我们是炼法轮功的，并告诉他我们法轮大法的学员是不会帮助他干坏事的，列车长得知我们都是大法弟子后就把我们全都抓下车去了，回乐山后爸爸他们被拘留了十五天，我是个小孩，就没拘留。

等爸爸拘留完后，11月初，我们又来到了北京，这次我在北京吃了很多苦。比如，刚来的第二天晚上，我们是在路边一个卖小吃的摊位上借了板凳，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坐了一夜，白天我们走了一天，晚上在火车站的侯车室里睡到半夜时警察查票，把我们都问了一下，我能心里平衡而又不慌张地回答，这在我以前是很难做到的。

我再说一说11月16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见闻和感想，前几天，我听说了大法弟子要在天安门广场上拉横幅、炼功。我想了一下，觉得自己也应该去。爸爸和阿姨们都叫我想好，因为做这事会有一定的危险性，听了这句话，我想了想，当时我到北京的过程：在临来北京的前几天，我天天都在盼着到北京来护法。那天正好赶上星期六，学校老师都走了，我没法给老师们说，我跟老师打传呼，他们也没回，我悟到是师父在考验我是否放得下。于是我就什么也没管，收拾起东西就走了。在路上，我想了很多，爸爸给我说了很多。比如：可能会挨打、坐牢。我想为了护法，我什么都得放下，什么苦都要吃，师父为了我们耗尽了自己的一切，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师父在“真修”中讲：“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就算舍命也得护法，大法是教人向善，修炼心性，没有任何邪的东西在里面，但为什么政府就要说是邪的呢？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站出来护法，向政府善意地解释，因此我就跟他们说：“我想好了，我要去。”

到了11月16日早晨，我和爷爷、奶奶一起坐车到了广场。那天，广场周围的便衣警察非常多，游人也非常多，大法弟子也很多，大家有些认识，有些不认识，都在广场上走来走去，大约九点，有一个学员把录音机拿出来放起第二套功法的音乐，另两个功友迅速把写着“法轮大法”的横幅拉了出来，我就过去在横幅前站好，开始抱轮，过了十几秒钟，我听见一个警察像发疯似的又骂又吼地跑了过来，扯横幅，接着又几个警察过来扯，当时音乐停止了，可有的学员照样炼，我回头看见一个警察把学员的手打下来，学员又坚定地举上去抱轮，这时有一个警察不知为什么，把我一下子拨到围观的人群中去了。当时我看着警察把比我们生命还贵重的横幅扯过去，有两个学员就拼命保护横幅，扯住不放，警察就打他们让他放手，那时已把很多学员都带上了车，我哭了，伤心极了，现在社会怎么成这样了，我们法轮大法学员是好人，为什么政府还抓我们呢？不是说好人越多越好吗？为什么连做好人的机会都不给我们呢？后来，我一直在天安门，到下午一点多才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