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大陆护法的感受

我叫邹志明,1986年来美留学,90年获得数学博士学位。从91年开始,得一种持续性头痛病,尝试中医、西医、气功及手术治疗无效,不得不于96年辞去工作。自96年8月起炼习法轮功,炼功三个月后头痛病不治自愈。今天我身体健康,在华盛顿做精算师工作。

从1999年7月20日以来,中国政府把教人向善的法轮功定为“邪教”,并残酷迫害千万计法轮功学员。我每天都注视着国内关于法轮功及学员的消息,并积极参与呼吁美国政府及国际组织帮助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各种活动。11月,听说有的学员准备回中国支持大陆学员,我也很想回去。但思想上也有顾虑,刚刚换到政府部门工作,上班才一个月,是弹性上班时间,假日也多,很适合做更多的弘法及护法的事。但刚上班也没有假期,一回国就不能保证及时回来上班,工作可能会丢掉,而且正常的修炼环境也可能失去。但通过学法及看国内学员的修炼体会,感到我的顾虑还是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考虑问题,放下个人,站在大法的基点上,大法是全世界人民的,把法轮功定为“邪教”,等于说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都是邪的,就不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情,而且目前国外学员与大陆学员直接交流切磋的环境也遭到破坏。在这样的情况下,回中国与大法弟子交流的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维护大法。即然应该回去,个人的一切都可以舍去,大陆学员为了护法可以放下个人的一切,甚至生命,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我于11月中旬回国旅行,先去了北京。首先见到了几个北京当地的学员,得知他们的修炼环境遭到严重破坏,7月份时,学员之间还经常走一走,现在都是个人在家,很少与学员交流。后来又见到外地进京上访的学员,并到了他们在北京郊区的住处,几十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每天在一起学法炼功交流,那个场面真令人感动,是最好的修炼环境。每天白天都有人去天安门广场学法炼功,有的人晚上能回来,有的被警察抓走,每天被抓走十几个,又有十几个新来的外地学员,房间里总是保持有四十多人。有人到北京就直接去了天安门广场,有人觉得自己还有执著心没有放下,就先与大家一起学法交流,感到自己什么都不怕了,就走出去。当时我与另外一个美国学员与他们一起交流,我们被他们放下生死的修炼故事所感动,他们也为见到国外学员感到鼓舞,说要把我们的消息带回去,鼓励更多的学员能够站出来。

后来,听说广州有大的活动,就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北京的外地学员,去了广州。到了广州才知道,已有六、七十位从大陆各地及澳大利亚赶来的学员,正在筹备召开99中国广州法会。这几十位大陆学员都是自四月份以来,就站出来护法,很多被抓被打了好几次,还有被通缉的。一到广州,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女学员负责接待工作,她告诉我,当这些出生入死的大陆学员得知接待他们是从国外赶来的功友,每个人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她首先把我带到了大陆学员的住处,让我代表美国学员去看望他们。

他们首先问我国外的情况,我告诉他们:国外的学员都很钦佩你们,你们不仅用生命谱写着个人修炼的历史,为大法在人间树立威德,也是用生命向全世界弘法,四月到八九月间,不光国内的媒体颠倒黑白,国外的新闻报导也大多引用中国官方的消息,但自从十月底,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及学员前仆后继地去天安门护法,让全世界都知道了法轮功不是邪教,全世界的媒体都开始同情我们,正面的报导越来越多。然后,每个在场的大陆学员都向我们讲述他们几个月来走出家门,进京护法的经历,每个人的故事都是可歌可泣,催人泪下,后来大家就围坐在一起自由交流,那个相互交流的场面就象一个大熔炉,每个人的心性都在这个熔炉中得到迅速升华,虽然回国一趟不容易,为自己能坐在这个熔炉中感到非常荣幸。

接下来的几天中,大陆学员全天忙于写稿,几十人挤在一个屋里,都忙着把自己几个月来放下生死,走出来护法的故事写出来,把自己修炼的境界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当法会开幕词,及每一篇稿件写出来,大陆学员就与我们国外的学员一起大声朗读稿件,一篇稿子都反复朗读好几遍。大家一边听,一边落泪,为作者的境界所感动。大家都认为法会从写稿之日就已经开始,天天都是在开法会,已经开了八天,而不只是最后的一天。后来,虽然因为警察的搜捕,最后形式上的会议没有开成,这次法会的稿件迅速传遍全球,激励着更多的国内国外的学员从中找到差距,尽快提高自己,走出来护法。

在警察搜捕前,我提前去了深圳,帮助法会安排媒体采访,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参加法会的大陆功友,与他们失去了联系,后来回到广州,找到了原来的住处及会议地点,花了两天时间证实了他们被捕,就这样不得不离开广州,前往北京,寻找大陆的弟子。11月30日去天安门广场看国旗换岗仪式时,一个警察询问我是不是法轮功弟子,当时思想上没有任何准备,很不愿意让警察抓住,犹豫了一下,感觉到他不是问我在干什么,而是问我是否修炼法轮大法,我要说真话,就回答是,警察马上让我上警车。我随身没有带美国护照,也知道上去了就失去了自由,但心情很平静地走了上去。

警察把我送到天安门派出所,我认为自己没有做任何坏事,警察没有权力抓我,就拒绝回答警察的问题,然后遭到毒打、上刑、电击等折磨,还看到另外八位大陆大法弟子,包括年轻女士,老年妇女同样遭到酷刑、电击的折磨。被折磨了半个小时后,警察把我关在另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五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功友,当功友们得知我是从美国来的,都争着问我国外的情况,我很高兴地把美国学员护法弘法的情况讲给他们,大家都深爱鼓舞。站在前面的学员挡着警察的视线,我们在后边坐在一起交流。后来被警察发现了,走进房间,当胸狠狠地踹了我一脚,大陆学员关心地问我痛不痛,我说:“只感到发麻发木,并不觉得痛,一定是师父的法身帮弟子承受了。”

当天晚上,我被送到了安徽省驻京办事处,由于我拒绝与警察合作,又被毒打折磨了一、二个小时,然后与另外三十几个功友关在一起。见到几十位家乡的功友真高兴,尽管脸被打得肿得很高,成了三角形,身子也被打得动不了,还是很高兴地与功友们交流,得知安徽有越来越多的功友进京上访。第四天,又来了几位从埠阳市进京的功友,他们谈到是因为看到国内法会的稿子。听到广州法会这么几天后就起了这么大的影响,真是不可思议。

到了晚上七点多,有两位埠阳的功友说:“我们大家应该炼功,就开始炼静功,我也与他们一起双盘打坐炼起静功。警察看见了就说这里不准炼功。我们三个人都继续坚持炼功。这时上来六、七个警察,把我们三个强行拖到走廊上,用拳猛击我们,然后又体罚,说要按他们的方式炼,让我们三人面对着墙,双手抱头,马步站桩,若双腿弯曲的角度不够,就两个警察一起用脚踹我们的又腿,他们还认为是我带头炼的功,为了加重体罚我,就找来两个各重十几磅的灭火器,让我一手拎一个,同时站桩,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我累得实在拎不动了,一拎起来就滑下去。警察就强行让我再拎起来,这样从七、八点钟折磨到晚上十一点钟,警察也累了,才放我们回房间。回到房间,功友们就在一起讨论,认为我们炼功是对的,什么都按照警察规定的去做,就是符合了常人,而不是符合了高层次的法理。我们被打被折磨,不是个人的业力造成的,是针对大法的磨难,大家应该一块来承担这个磨难,不能只看着个别学员去承受而袖后旁观。

接下来的每天早上,大家就一块起来炼功,第六天早上四点,炼功刚一开始,被被一个巡逻警察看见,走进来不许我们炼功,谁炼就要用警棍打谁,他先用力推倒一位二十岁的年轻功友,要打这位功友,当时我正好在这位功友身边炼静功,看到这个情况,我觉得不能让警察把他单独拖出去毒打,就松开双盘腿,扑过去用身子保护住那位年轻功友,并对警察讲打人是不对的,我们炼功人每天都是这么生活的,早起炼功也不影响别人,不是要与警察对抗。这时又过来三位女功友,我们四人用身体围位那位年轻功友,对警察说:“我们都炼功,要打先打我们”,这位警察看到这个情景,不知道怎么办,就改口说:“你们都走开,我不会打他。”后来警察没有打人,只是体罚我们,全体二十几位功友就站起来接受体罚,警察一看这么多人都站出来,也觉得没有趣,就不管我们了。后来我们在一起交流,那位要打人的警察与值班的警察也坐在一旁听我们交流,并问我们一些问题,如为什么要炼功,为什么要到北京来。我们就向他们介绍炼功对身心的益处,国内电视及报纸以对法轮功颠倒黑白的报导,政府对法轮功的错误决定,法轮功学员舍弃个人及家庭的利益为了正义与真理进京反映情况。

其中有三个功友是一家人,母亲已退休了,儿子工作,女儿刚上中专三年级,还有半年就毕业。警察问:“你们都将失去工作,学业,一家人将来怎么生活呢?”这位母亲就讲他们一家炼功后的受益,将来独生子可以摆摊修理电器,一家人有口饭吃就行了,她还说,如果法轮功不那么好,我们会舍下一切,进京为法轮功上访吗?听到后来,警察都对我们表示同情,表示以前对法轮功情况不了解,对于为了工作不得不禁止我们炼功表示无奈。

第六天,我就从安徽省办事处被领回家乡,我的护照被扣压,接连两天警察找我去问话,最后还让我写思想汇报,我就如实地写了为什么要回国,中国政府对法轮功歪曲事实的报导,及国家领导人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的错误,希望中国政府能改正错误造福于人民。当父亲看到我写的东西,认为我是反对政府,害怕把事情扩大,连累家人及亲朋好友,以及我们在国内投资的房地产,就不让我把汇报交上去,并让我写得平淡一些。我向父母解释这是讲真话,善意地与政府讲道理,并不是与政府对抗,还说: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做人要正直,我不能为了保护个人及家庭,就不讲真话,象常人一样圆滑起来。父亲当时接受不了,气得抓起一个板凳向我打来,我没有保护,只想承受着这一切的压力,板凳快打到身上时,父亲就停住了,他让我离开这个家,要与我断绝关系,我一句话也没有讲,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直接去了县公安局,把我的思想汇报交了上去。我知道常人一时理解不了我们炼功人的思想,所以也没有一点对父亲的不满,并打电话回家,让父亲想开点,不要动气,并解释政府要求我写自己的想法,我若不如实写也对不起家乡的政府。

后来拿到护照才返回美国,回美国前,家人及领导反复劝告,出去后千万不要把在国内被警察毒打的事讲出来,我当时想,这是不可能的,国内上千万的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千千万万的人被警察毒打,没有几个人有机会把事实真相告诉全世界人民,我怎么能为了保护个人及家庭把事实隐瞒起来呢。回美国后,美国国务院及记者都主动找上门来,我就如实地讲了在国内的遭遇,《世界日报》也转载了英文报纸关于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用刑的报导。我为此感到高兴,有善心的人看到事实的真相,会明白谁是善的,谁是恶的,对法轮功会有进一步认识。我感到回国只是在目前形式下维护大法的一种形式,在不同环境中都可以维护大法,圆融大法。师父给每个弟子安排的道路不一定是一样的。只要我们报着一颗纯正的心,放下个人的执著,站在大法的基点上,就会为维护大法贡献一点微薄之力。(2000年1月1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