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邓国珍，32岁，我的父母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是1999年4月得法的。

    99年7月22日，国家取缔法轮功后，我们从自己的亲身感受出发，觉得这么好的功法根本就不应该取缔。我母亲炼功前，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四个加号），胆囊炎、口腔溃疡等多种疾病，修炼法轮大法不长时间就全部神奇般好了。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的父母再也没有吃过一粒药。所以我们一家坚持在家学法轮功。到12月份，我再也坐不住了，就到北京上访，谈自己一家的真实情况。

    12月22日到达北京，住在功友家里，后来又来了很多功友，大家准备第二天到人大上访。当晚十时左右，突然来了一批公安，为首的问：“是炼法轮功的吗？全部带走！”对我们大声呵斥，把我们带到了海淀区东升派出所，坐了一夜。第二天晚上十时左右，我们被江西驻京办接走，我们在206号双人间，共关了三十一人，大家只能坐着或缩着，对面的207号房关的人更多，房门口有公安日夜守着，不能走出一步，24日一批功友带着手铐被带走，我们这一批（27个功友）是25日带着手铐被一伙公安押着送到火车站列车车厢旁，我是一个人带着一付手铐。吃饭，睡觉手铐都铐在卧铺栏杆上，上厕所都有人跟着。

    26日中午到达南昌，先到派出所作笔录，下午3点左右派出所把我们二人送到二七北路看守所，我被关在18号牢房，进去一看，已经关了我们12个功友，我们11个功友只能坐在地上（0.9m X 4.0m大小,还要除掉20多个在押犯放包的位置)。12月30日中午,我们八个功友休息时间集体炼功，一个管教干部拿着饭碗在楼上大声喊：“你们在干什么？在炼功？”不一会管教干部把牢门打开，并说：“都出来上镣。”这时余保贞正在厕所，管教干部大喊：“还有一个呢？都出来。”我们八个人站成一排，那个干部说：“把最重的镣拿来，把她们镣在一起，你们自杀吧！”我说：“自杀有罪，我们师父说过。”就这样，我们八个功友（余保贞、江兰英、戴晓蓉、彭小兰、邓燕玲、何招娣、陈香和我）被镣在一起。戴晓蓉个子很大，正好和我被一付圈小的镣镣在一起，镣圈都嵌在肉里去了。我们只能慢慢地移，上厕所都是八个人一块去。寒冬腊月大家只能缩坐在地上，困了只能功友之间互相靠着打个盹。

    2000年1月2日，我们八个人在放风间炼功，一个干部看见了叫：“她们又在炼功。”接着来了几个干部，牢房门打开了，政委冲了出来，推了我们几下，然后用力狠狠地煽了戴晓蓉两个耳光，用拳头打了她和其他的功友，打完之后说：“都出来，上镣那有这样上的。”把我们叫到门口，呵斥一阵，然后说：“分开！分开！给她们把手也镣在镣上。”然后又冲进牢房，把另外两个年岁比较大的功友（周桃红、陈香）镣在一起。我们五个功友（余保贞、江兰英、戴晓蓉、邓燕玲、何招娣、）每人都被铨了一只手在镣上，走路就像大猩猩，一划一划的，腰直不起来，上厕所都得请刑事犯人解裤子，晚上只能缩成一团眯一会。我们上了镣之后，小声说了几句话，政委又冲了进来说：“你们还在说话。”穿着光亮的皮鞋踢何招娣......等,周桃红说：“政委，你不要生气。”“啊！你还叫我不要生气！”就又冲过去踢周桃红。这样48斤重的镣一直带到一个月后放我们出去时才下。

    今年2月23日，我们功友在一起学“转法轮”，才看12页，我又被抓押到二七北路看守所。3月24日下午2点多，刘干部把我叫到办公室，倪干部和市里一位干部已坐在那里，倪干部一边做着笔录一边说：“有几个问题要澄清，你能如实回答吗？”我回答说：“我们法轮功按真善忍办事，当然能。”然后他问了我几个一般问题，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当笔录到第二页，问到带镣问题时，我发现他避重就轻，没有把全过程如实记录下来（如只写带了一次镣，而实际是这次镣带了二十多天，直到走时才下）。向他提了意见，他就让我自己写，并对我说：“你怎么写都行，你可以回牢房写，写多少都行。”我在办公室把八个人带镣全过程如实写出后，交给了倪干部，并告诉他：“笔录我不能签字。”这时市里干部说：“她签不签字都一样。”当我提出要涂掉第一页笔录签字时，倪干部不仅不让我涂，反而恶狠狠地骂我：“你失去了做人的资格。”我刚走到办公室门口，倪干部就把我写的材料揉成一团抛到地上，这次我又无端被关押45天，直到4月7日才放我出去。

   南昌大法学员  邓国珍
  二０００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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