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亚平，今年26岁，在北京市岩棉制品厂工作。除夕之夜，世纪之交，我和功友一起走出家门，去天安门炼功。刚到广场就有便衣问我们：“你们是炼法轮功的不？”我们答是。于是他们就拦住我们，开过警车让我们上去。我们问：“为什么？”他们说：“没有为什么。”没有理由，我们执意不上车，他们便对我们拳脚相加。后来，我被拎上了车。

在车上他们抢走了我的《转法轮》。我坚持让他们把书还给我，其中一人一脚将我踢坐在椅子上，我站起来他就又将我踢倒。我就又站起来，于是他们几个人抓住我的胳膊将我按在椅子上，有人说：“给她撕了，让她看着撕。“接着，我听到了撕书页的声音。

泪瞬间夺眶而出，我深刻地感受到：魔在破坏法，就是这样将比我们生命还珍贵的大法从手中夺过去，就是这样在肆意践踏。

车停了，我被推下车，我抓住警察的衣角，要他还我书。他们又是对我一阵踢打。而后，我被抬着带到里边。铁栅栏里边已经关了不少大法弟子。我依然要警察还书，他们便又是拳打脚踢。功友们一齐喊：“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于是他们把我扔进栅栏门里边，与功友关在一起。后来我知道这是天安门派出所。

后半夜，我们被送到昌平收容所，到那要挨个搜身。我对搜身的女警说：“我先请教您一个问题行吗？”“什么问题？”“请问搜身违法吗？”她自知理亏，恼羞成怒地说，你哪那么多事儿，什么违法不违法，到这儿就得搜。于是我被按倒在地，强行搜身。我大声质问他们：“你们这是什么行为？你们这是人民警察的行为吗？”真的，那一刻，人民警察、人民子弟兵的光荣形象在我心目中消失地无影无踪。

后来他们让我冲墙站着，我想：让我站着，我就炼功吧。我开始抱轮。警察过来把我的手打下去，我就又抬起来。他把我踢倒，我就又站起来接着炼。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功友过来和我一起炼，警察说：“你进去。”让她进屋里去，她进去了，在屋里炼起来，屋里功友都炼了起来。全国各地的功友还在不断地来，警察没辙了，让我也进屋。于是我们排好队，在屋里炼起功来。

我们炼完功，坐下来学法切磋。天快亮了，有功友带来了录音机和炼功带，我们在详和悦耳的音乐声中炼完了第1－4套功法，警察没来打扰。

炼完功，开法会。通过切磋，我发现自己平时修得太差劲儿了，与功友有很大的差距。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赶上，和功友共同精进，跟师父回家。

3月5日下午，各地区派出所来接人。有的功友不走，在这里绝食。旁边一功友说：“这儿学法炼功都没人管了，这里都正过来了，还在这儿呆着干啥。该过下一关了。”

我忽受启示：允许我们学法炼功的地方就是法正过来了。

我和十来个功友被带到宋庄派出所，还得往下分。我属于梨园派出所管。功友们陆陆续续都给接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想：为什么剩我一个人呢？噢，考试得自己答自己的，不能抄袭。原来我总是和功友在一起，做事有参考，现在我该自己答题了。

几个警察跟我谈话，试图说服我，见无效就没好气地说：“冲墙站着去。”我想：这个地方还不允许我学法炼功，那我就从这个地方正起吧。于是，我炼起功来。

无疑，警察又是对我拳打脚踢，之后将我铐在外边的旗杆上。我无法炼功，就背《论语》、《洪吟》。起初，他们乍乍呼呼，连喊带骂，见制止不住了，就进屋打牌去了，直到梨园派出所来接人才出来。

在梨园派出所里，警察逼着一个功友交书。我说：“大法的书不能给他。”就抢过一本抱在怀里。警察过来跟我抢，把我铐在暖气管上。我大声背起《论语》，他们用棍子打我也没用，便把我带到门口，让我蹲在风口里。一个警察穿了件大衣在边上看着我。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冻着我，我就会怕了，他们错了，大法弟子什么也不怕。

他们将我带上车，送看守所。在车上，我背着师父《洪吟》里边的《无存》：“生无所求，死不惜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凭他们嚷，凭他们骂，凭他们打，凭他们用电棒在我的头上、嘴上电，也没停。最后他们放弃了，任我背了一路。

3月6日凌晨，到了看守所。进到号里，我还是炼功，被带上了手铐、脚镣--单手和脚连在一起的那种，手脚圈的大小是固定的。由于我瘦，手可以拿出来，警察只好叫号里人给缠上布条。

看守所里要求背《监规》。我觉得我是来正法的，不是来适应这里的生活的，不能处处符合他们。我准备不背《监规》。第二天早上，一个功友炼功，号长过来制止，说到“坐板”时间了。于是，我提出我不“坐板”，不背《监规》。

开始，功友们意见不统一，后来别人“坐板”，我们在放风场切磋，最后一致认为：不“坐板”、不背《监规》。

又一个早晨到来的时候，我们号里的功友集体炼功，我就把布条拆去和大家一起炼起功来。警察来制止我们，对我们一阵武力镇压。将另一个功友--雷晓婷也铐了起来。其她功友齐声喊：“不摘手铐绝食，不摘手铐绝食。”然后我们齐声背诵《论语》、《洪吟》。

由于我的手铐与脚镣连在一起，站着不方便，我就盘腿坐在地上背。一个警察揪着我的衣服领子将我带到办公室，用电棒在我的头上、嘴上电。虽然警察气势汹汹，可我感觉这次被电比上一次轻了，后来我得知：其它号的功友也挨了打。胡淑芳被人用脚往嘴上踹；孟详蕊--一个十六岁的小女孩被揪着头发往墙上撞；一个绝食的功友李树芳被拉出去灌葡萄糖，等等等等。但都安然无恙。我非常非常清楚地知道：有师父保护，什么关都能闯过去。

看守所的领导过来与我谈话，他说，党教育你二十多年了，你学大法才几年呀。我说：“是党教育我二十多年了，我也得为党负责呀。我们党的光明之处不就在于她肯听人民的心声吗？现在，如果她不肯听人民的心声了，那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他说，听你说话，挺有头脑的。那你承不承认你们这样做影响别人了？我说，事物都有因果关系，您如果解决这个“果”，就得追查前边的“因”，那“因”就是法轮大法不是邪教，而被政府定为邪教了。

他说：“你跟我说这些，我也做不了主呀。”我说：“您可以向您的上级反映。”他说：“我一定给你反映。”我说：“谢谢您。”他说：“我答应给你反映，你答应我什么？”我说：“我答应您，如果您把法轮大法的真实情况向您的上级反映，我向所有认为我影响他的人道歉。”他说：“这就行了？”我说：“直到他原谅我为止。”他说，好，今天咱们谈的挺好，给你把手铐摘了吧。有人过来给我摘去了一切刑具。我说：“在您没有给我们答复之前，我们在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学法炼功。”他说：“你不能影响别人。”我说：“我们一定不影响别人。”

回到号里，雷晓婷的手铐也摘了，告知功友全过程，我们商定：明天别人“坐板”，我们在放风场炼功，绝对不影响她们。

次日上午，我们准备炼功，号长害怕，不让炼，我和雷晓婷要求见警察，跟他们说清楚。我们的行为与其她号友无关。有人开门让我们出去，却没人听我们讲话，只是让我们一人面对一面墙站着。再后来，我又被带上了手铐、脚镣，依然是把手脚连在一起。不同的是，这次手铐的松紧是根据手腕粗细定的，自己抽不出来了。

女号共有4个，7号、8号、9号、10号。警察让我从7号开始，告诉号长教我规矩，言外之意就是“打”。当鞋底子落在我身上时，号长落泪了，她说她不想打我，可监控器看着呢。

7号打完到8号，8号的人用鞋底子不仅从我腰上打到膝盖上，而且打我的脸，我也不知被打了多少下，变成了什么样子。后来听功友说，打我的鞋是“38”的，因为我下颚都肿起来了，还印着“38”。不过从9号、10号人惊愕的表情中也可以想见了。9号的人对我讲了一大堆她们认为的道理，无济于事。10号的号长看了看我说：“你都不够我一脚。”

我在10号住了下来。在别人眼里，我带着刑具一定很痛苦。其实，我并没觉得怎么样，唯一不方便的是每次都是功友帮我洗脸、洗脚、上厕所。因为，师父只让我承受了一点点，其余的都是师父承受了。

五天以后又开始游号，这次7号的号长只是跟我谈了一会儿话。8号的人迫于压力不得不出手，其实那个打我的犯人在第一次打我时就一边打一边心情复杂地说：“我的姐姐，你怎么这么傻呀。”有功友数了一下，这次打了250下。

我清楚地知道，我不是傻，我只是坚持了真理--法轮大法不是邪教，他不参与政治，不重名利，教人修真、善、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与人为善，处处为别人着想，遇到矛盾找自己，多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社会上就多一个好人！

在号里，我遇到这样一个功友，叫周印红。她到信访局上访。上访是国家赋予公民的权利，公民有上访的权利。可是一听说她是上访关于法轮功问题的，让她填完表后，马上装车送看守所，至3月21日我出来时，她还在里边。

还有功友被抓那天，只是在路边长凳上坐着，有警察过来问：“你是炼法轮功的不？”答"是"就上警车，没有任何理由。

释放我那天，警察让我签字。上边一张是释放书，我签了。下边还有一张，被上边一张压着，只剩了一个签名的地方，我想看清楚是什么再签，就抽出来看。原来这张已经打印好了一些悔过之类的话。

我说，这个字我不能签，我没有错，为什么要悔过。警察说：“你不签就出不去了。”我说：“那我就不出去了。”他说：“那你写上本人拒绝签字。”于是我写上“本人拒绝签字”。结果他们还是放我出来了。

出来后，我爸爸给我看了一张“北京市住院收费专用收据”，住院费700元，印有北京市安康医院的章。警察跟我爸爸说，给您闺女检查了，没有毛病，回去可别按有病治，让我爸爸交了700元钱。而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给我做检查。此时，我不禁想起我的一个小功友的一句话：“以后，我再也不相信警察叔叔了。”

我写出此文，不是指责谁，只是将事实推出，宇宙特性真、善、忍衡量一切。人们只要没有完全丧失本性，无须多言，是非曲直心自分明。
 

李亚平
北京大法弟子
2000.3.27